中共是真正的反华势力 （上）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远东地区支部，完全听命于苏俄共产党的指令，是莫斯科在中国的代理人。 中共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就是在中国实现外来的马列共产主义，它的入党誓词历经4次变化，但大同小异。 特别强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员要为其党“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若比较国共两党的入党誓词会发现，他们有有本质上的区别。 国民党的入党誓词强调“三民主义”是立党的基本思想，也就是民族独立、民主权利、民生经济，三民主义使中华民国成为世界上繁荣富强的康乐之国，并维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道德，重视“忠勇、孝顺、仁爱、信义”等待人处事标准……

早期的中共认为，中国不是他们的祖国。 所以中共成立的第二年就作出了明确决议，“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应该尽力保护苏维埃俄罗斯”。 1929年，苏联与中国因为“中国东方铁路”发生武装冲突，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本党的决议，提出的口号是“武装保卫苏联”，自居于中华民族抗敌斗争之外。中共组织此时大规模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就因反对“武装保卫苏联”被开除出党。

历史学家辛灏年表示，1935年8月以前，苏俄一心要颠覆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将共产制度移植于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随后日军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使3000多万东北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共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于1931年11月7日选择苏联“国庆日”，仿照苏联模式，在中华民国境内的江西瑞金，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临时中央政府，公开分裂中国，并以暴力推翻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为其基本宗旨。用中共今天的话说，就是“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

中共中央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即1931年9月20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共在宣言中谴责日军侵略，并号召工人、农民、学生、贫民、士兵全体起来推翻当时领导全中国抗日的国民政府。1932年中共中央“北方会议”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实行土地革命，创建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俄罗斯历史学者潘佐夫写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书中提到毛泽东、刘少奇和高岗曾向斯大林递送情报，记录了中共从1921年到50年代初对莫斯科资金方面的依赖。

中共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共一直坚称自己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和“中流砥柱”，这是中共的欺世谎言。中共前领导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1937年8月“洛川会议”有这样的记载：“他（毛泽东）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他主张八路军应该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道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游击根据地。”

1937年9月，毛泽东对作战的杨成武指示：“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为妥协，百分之十对日作战。”；“七分发展、二分应对、一分抗日”是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制定的方针政策。根据中共自己统计，抗日战争共伤亡61万多人，死亡的高级将领仅有左权1人。在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历史中，中共反复提到的只有“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

“平型关大捷”是中共经常炫耀的战绩，特别强调“平型关歼灭日军1000人”。林彪第115师伏击的是日军补给支队，这只是国军主导的太原会战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也是共军在抗日战争中，唯一纳入国军作战序列的战斗。但是，中共闭口不提国军太原会战中，创造了华北歼灭日军人数的最高纪录，日军伤亡2万7千余人。太原会战，国军伤亡13万余人，共军伤亡4百余人。

“百团大战”是1940年8月由中共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指挥的，并不是中共中央制定的战斗计划，因此受到中共党内多年批判，认为彭德怀“在敌人面前过早暴露了中共的军队力量”，是“反对毛主席”的“罪状”之一。

中共在抗战期间勾结日军，毛泽东把从国共合作中获得的国民党军事情报送给日本；并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袁殊、潘汉年等与日本特务机构”岩井公馆”和”梅机关”等接触，务求削弱抗日的国军力量，并达成日军不进攻延安的“华北停战”协议，联日抗蒋。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1973年出版的《延安日记》也写到了毛泽东与日本军队勾结的情况。

毛泽东利用抗战壮大共军力量，为日后打败国民党军队做准备，最终夺取中华民国政权。因此中共不断武装偷袭国军薄弱环节，使面对日军正面作战的国军腹背受敌，使日本侵略军获利，却加重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危机，给当时中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失：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经济损失高达6500亿美元。

抗日战争的真正领导者和“中流砥柱”是蒋介石和执政的国民党

长达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黑暗时期。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时为列强的日本全国动员进入全面战争。作为当时中国合法执政党的国民党先后进行了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以及台儿庄战役等，均取得重大胜利，展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会战的胜利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震慑了敌人，全面阻滞了日军的推进，粉碎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

淞沪会战（1937 年 8 月 13 日– 1937 年 11 月 26 日），日本军队于8月13日进攻上海闸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于次日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态进行决战，这是中华民国和日本帝国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大型会战。

历史学家辛灏年在2005年公开演讲中提出一个问题：“我请问大家，淞沪会战中，中华民国投入的兵力是70万，日本投入的兵力是50万。两军对垒，120万军队在上海打起了一场决战。我请问，远离上海三、四千里以外的陕北红军，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一万三千杆枪、两万人马、三个县的资源，能够领导的了淞沪会战这样一场百万人的决战吗？”

太原会战（1937年9月—11月间）是中日双方在华北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会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37年8月，日军以5个师团20万优势兵力企图夺控华北、围歼国军主力。国军第2战区以15个军 28万余人，建立内长城、忻口及太原防线迟滞、消耗日军战力，以利全面长期抗战。在日军优势兵力猛攻下，国军先于平型关与日军争夺阵地8次，次于忻口挫锐敌锋，但因日军增援迂回侧翼，国军开始放弃阵地，向晋南转进。

史料显示，像太原会战这样的大会战，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共组织了22次（中日双方投入10万以上兵力）。另外，国民党还组织了1千117次大战役（投入兵力数万到十万人）；3万8千931次万人以下的中小规模战斗。抗日战争中，国民党75%的军力在战争中被消耗：国军伤亡341万多人；国军牺牲了206位将军；黄埔军校毕业生20万人征战沙场，有19万人为国捐躯； 4300多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海军舰艇损失殆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苏俄及共产国际的需要

1935年以后，苏俄面对来自德、日强邻的威胁日益加剧，为自保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与本国政府结成反德、反日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于1935年7月和8月间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呼吁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共同保卫“工人阶级祖国——苏联”，这是共产国际和苏俄的要求。

中共积极配合苏联及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王明于1935年8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彼时，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还辗转在长征路上。中共一方面“号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另一方面又呼吁大家，“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将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排出在外。

1935年11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这被认为是中共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标志。但是，这个战线并没有包括蒋介石。宣言指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1936年5月5日，毛泽东和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公开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才公开放弃反蒋政策。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因为蒋介石是国民党最大的实力派，中国抗日如果没有蒋介石集团的参加是难以想象的。

中共为美化自己歪曲重大历史事件

1，“长征”与抗日无关。中共长征不是为了北上抗日，而是末路逃窜。中共媒体和各类宣传材料一直称之为“北上抗日”是“拯救民族危亡”的壮举。2021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宣称，长征“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然而，无数史料证明这是欺世谎言。

中共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的六年间，就是用红军打击国民政府，分散抗日力量；利用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抗日热情，与别有用心的政客配合，煽动立即抗战，破坏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和战略决策。中华民国在外有日本侵略，内有中共扰乱的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论从军事角度还是政治角度都是没有问题的，对于任何政权而言，政令不通，就无法凝聚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先剿共再抗日。

蒋介石对中共中央红军进行了5次围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不是“战略大转移”，而是“大逃亡”。红军在长征前曾派出过一支所谓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但是先遣队并非奔赴抗日前线，而是开赴闽浙赣皖边区活动。但是，当时的福建和浙江并没有日军出现，相反那里曾是国民政府的心腹战略地带。

根据史料记载，当初“长征”还不叫”长征”，是“西征”和”突围”，东征和西征都没有成功。毛泽东偶然从旧的《大公报》上得知陕北依然活跃着相当数量的红军，而且还有相当大的一片根据地后。红军为了能生存和发展，最终决定去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

从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至1936年10月22日红二、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历时两年零十二天。长征结束时，中央红军的军力从出发前的8万6千人锐减到7200人。对当时的红军来说，他们首要的任务不是抗日，而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

共产国际驻中国的红军军事顾问李德在《中国纪事1932-1939》中对长征和“北上抗日”是这样评说的:“就当时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哪怕只是在梦中想到过要北上抗日。虽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号，但决不是党和红军领导者的军事计划。”中央红军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行动中失败，中央苏区“几近陷入绝境”，被迫“突围”、“撤离”，“实行战略转移”。

为了说明“长征”是中共的主动行为，目的就是为了北上抗日，而不是被迫进行的。毛泽东和朱德就在1935年11月联名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中说，中共派出“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

2，“西安事变”中共决意杀蒋，而非逼蒋抗日。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周恩来到西安说服张学良，“执行最后的措施（即杀掉）”。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西安事变，会议的基调是“审蒋”、“除蒋”。

1936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毛，谴责绑架蒋介石：“客观上唯有损害反日的团结，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电报命令“中共必须坚决采取以和平方式解决事端的立场”。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公开支持蒋介石，并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杨“叛变”，是日本汉奸，认为事变将导致中国内战，日本坐收渔翁之利。

原因是德国和日本于1936年11月25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反对共产国际及苏联。当时苏联面临东西两面受敌，日本正从外蒙古南边向苏联中亚地区移动。《协定》宣布的当天，斯大林紧急命令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严厉告诫中共放弃反蒋政策，拥护统一的中央政府：“我们需要一个可以领导全民族的政府。赶快做出方案来！”

《中共壮大之谜》一书的作者谢幼田说：“苏联认为只有中国的抗日战争才能够拖住日本，减轻日本对苏联东部的威胁……”斯大林为了苏联的切身利益，解除日军对苏联的威胁，亲自拟电给中共，一是怀疑西安事变是“日本间谍所为”，二是绝不容许杀蒋。斯大林表示，张学良份量不够，不能做中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如果杀蒋，只能造成中国群龙无首和分裂、混乱，进而造成中国迅速为日本所亡，其结果必然导致苏俄面临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险。

斯大林为了苏俄的切身利益救了蒋介石一命，因为苏联支援蒋介石抗日的态度积极，蒋介石也同时考虑到国民党军队在武力上的缺乏，来自苏联的支援非常关键；他也相信苏联可以援助中国的抗战（苏联后来也确实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四年的援助）。

由于苏联的干预，中共才对“反蒋抗日”的态度有所改变；才决定同南京政府谈判“联蒋抗日”。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包括为实现三民主义奋斗；取消苏维埃化运动，取消苏维埃政权以及红军的独立性等四项条件。蒋介石最终接受了中共的条件，于1937年9月23日发表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并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不再抵制毛泽东的要求，允许中共保留自己的根据地，接受对中共军队改编，将北方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蒋介石当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共军队也承认是其部下。

 

“西安事变”使濒临绝境的中共红军逃过一大劫，获得了难得的历史转机。红军经过长征元气大伤，蒋介石完全可以加强对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围剿”，也可以用类似招安的方式让中共就范。“西安事变”使中共渡过了十分困难的阶段。当时陕甘宁地广人稀、贫穷落后。193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电报中说：“红军主力一般说来将不得不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向寻求发展。”“惟目前还要坚持同蒋介石在现地区作战，但物资方面十分困难，特别是已经分文没有，又不能发票子，张学良也没有钱借了。”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向张学良借款60万元，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共产国际虽答应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为解燃眉之急，中共中央又不得不于1936年11月下旬再次向张学良借10万元以渡过难关。如果没有张学良、杨虎城的配合，中共早已灭亡。

3，抗战胜利之时“摘桃子”的人正是毛泽东和中共。毛泽东曾指骂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之时，便立即从峨嵋山上赶下来“摘桃子”了，意即下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历史学家辛灏年在其著作《谁是新中国》说，“摘了抗战胜利这个大桃子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制定的“七分发展、二分应对、一分抗日”的方针政策，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到抗战结束时，中共军队已经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放区已有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这与中共抗战初期的规模是无法比拟的；那个时候，中共只有不到5万人，正为自己的生存担忧。

中共军队对日军的真正攻击开始于1945年8月10日和11日，在距离日本投降还有几天的时间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出七道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迅即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展开攻势。在日军投降前一个星期，中共在上述地区迅速“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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