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内部承认正走向解体(二)

【思想领袖】中共内部承认正走向解体(二)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林蔚披露,一个习近平身边高层幕僚告知:他们每个人都清楚这个体制已经完了。(《大纪元时报》采访视频截图)

 

英文《大纪元时报》资深记者杨杰凯(Jan Jekielek)近日在“美国思想领袖”节目中,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和中国历史教授林蔚(亚瑟‧沃尔德伦,Arthur Waldron)进行了专访。全文翻译如下:

在采访前,杨杰凯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为什么在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林蔚看来,香港的特殊地位很可能会被永久终结?

在过去五十年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前美国领导人在与中共的关系问题上犯了哪些关键性错误?

为什么林蔚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权正进入解体阶段?这种情况与前苏联的解体情况有何相似之处?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

今天,我们和历史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林蔚坐在一起。他是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Congressional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的创始成员,也是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的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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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杨杰凯: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对待那些觉醒的穆斯林的呢?另一个,虽然在法律定义上存在争议,但在普遍认知上,这就是种族灭绝运动。

林蔚:他们在突厥斯坦(Turkistan)建了火葬场,我不知道它们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尽管《纽约时报》最近披露了400页的中共内部文件,但我们所掌握的信息仍然很少。

我们的卫星图片上显示了这些(集中营)巨大的建筑群,人们被关押在那里。逃离那里的人们描述了一个对他们进行折磨和洗脑的政权。更糟糕的是,我确信在那里已经有人被杀害。但是他们已经有效地封锁了突厥斯坦,你不可能真正地发现(证据)。这就是我所说的两个种族灭绝项目,一个是为器官摘除,每年大概有8万人被杀,另一个是维吾尔族人的遭遇。

他们中有多少人仍然正在被折磨或杀害?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仍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都被关押在监狱里,至少有100万,我的意思是,我们假设只有100万吧。归根结底,是因为北京政权是个最邪恶的政权,如果我们撇开苏联不谈,从第三帝国至今,它就是个最邪恶的政权。

这给我们西方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你可能和我一样,是伴随着这句话长大的:“再也不会了!(Never again)”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真的会直接面对这么复杂的道德问题,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而且现在,也没有人在对此做些什么。所以我建议,我们应该简化这个口号,去掉“永远”一词,只是让它重新来过,因为在我看来……

杨杰凯:这很愤世嫉俗啊……

林蔚:我不会说这是愤世嫉俗的,我会说这是历史的经验。这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有人被强制摘取器官、有人被(中共)杀害的时候,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一些(美国)汽车公司之类的人,仍然在中国投资了数十亿美元。但我们是不应该这样做的,那应该是违法的。我们的经济体制和他们的经济体制应该相互分开。现在这已经很难做到了,因为30年来,我们一直在相互整合。但是,如果我们要保持美国的理念,我们就不能再去与今天的第三帝国进行合作。

杨杰凯:因此,这当然会让我们联想到美国的外交政策问题,美国的中国政策问题。而且,我们也已经看到,在最近几年,至少在过去的三年里,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能谈一下您如何看待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目前中美关系的发展吗?

林蔚: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在中国有外交官,他们在这里有外交官,我们在两国之间有可靠的最高级别的沟通,我们还有领事馆之类的机构,这些都是绝对必要的。但除此之外,我认为,我们应该像对待前苏联那样对待中共。我们所做的是隔离俄罗斯,同时保持一些管道,必要的沟通管道,沟通我们。

尼克松相当正确地认为我们应该与中共保持某种联系,我认为,他曾有一个中国女朋友是其中一个原因。我想她的名字应该是安娜·玛丽·王(Anna Marie Wang),她已经去世了。她是一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他们是在香港的希尔顿酒店(Hilton Hotel)相识的,当时他40多岁,她20岁。

她是一个鸡尾酒女招待,但这是真爱。每次尼克松去越南的时候,气氛都变得非常紧张,但他总是要在香港停留。现在你不必再到香港停留才能到达越南,但当时他总是要在香港停留。

当他搬到美国时,她也搬来了,而且她总是住得离尼克松家很近,但又不是太近。而当他死了之后,她就去看望他的坟墓。所以我想到了他的坟墓,所以我认为,这看起来可能并不重要,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熟悉的真正的中国人,使他对中国人的理解变得人性化。

因为我们有类似《战略迷魂》(《满洲候选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等等这样的电影,这些电影本质上使中国的形象丧失了人性。而实际上,(在中共统治之前)中国这个国家的最核心的价值是忍耐或者是人性的善良,那才是中国社会道德的基础,

然后他让基辛格博士(Dr. Kissinger)来处理这个问题,而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基辛格是个聪明人,也有着所有其它优点。但问题是,要与中共打交道,你真的需要有些基本背景。让基辛格去,就有点像是,他费了很大力气才游到了中国的海滩上。中共已经知道我们试图与他们取得联系,他们故意让我们费尽周折后,才让基辛格去的。

好像是周恩来说的,他说,我知道在美国至少有20个精通中文的美国人,而且他们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有些还是中共领导人的私人朋友。如果是今天,如果我是认真的,我就会去找那些人当中的一个。

基辛格小心翼翼地歪曲了这次任务的所有准备工作,结果他们基本上只读了一些所谓的哈佛学派的书籍。这些书中对中国的看法都是错误的,但却占据着主导地位。

基辛格去了,周恩来说:“既然他们有足够的人才和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能够展开合作,为什么还要派一个犹太裔美国大学教授、一个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的专家来中国呢?这一定是个美国人的陷阱。而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被美国人背叛和欺骗、而且被美国在背后捅过刀子这样的问题的专家呢?不是别人,正是我在台湾的老上司蒋介石。所以我必须和他谈谈。因为他才是唯一真正理解美国人心态的中国人。”

因此,台北和北京之间建立了秘密电话联系。这个历史事实是惊人的,但它不是很出名。尽管如此,杰伊·泰勒(Jay Taylor),这位伟大的前外交官员,退休后又成为了一名作家,他是在台湾与退休的国民党人谈话时发现的。当然,他们告诉了他是怎么回事。

在周恩来与基辛格进行了秘密会谈后,他就打电话给国民党的将军,问他:“你对这件事怎么看?”“你知道美国人在搞什么鬼?”等等,问他是怎么回事。

在这件事中,我在其中也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因为我觉得我可以从中共那边来对此进行验证,而且我也做到了。我认识一个人,他知道关于周恩来的一切,他是个中国人。他确认说:“是这样的,当然是这样的。”他甚至还给了我那个在香港负责这个秘密电话线路的人的名字。

如果你能明白,所有这些外交活动都是在国家和民族大义的旗号下进行的,这就给了你一个视角。我希望人们能理解这一点。中国的整个历史的战略传统,从2500年前的孙子开始,就是欺骗和间谍,都是在玩心理战。所以,如果你对中国有所了解,再从他们的角度去看看基辛格的行动,你就会说,基辛格他们是在试图渗透进来。

如果你读他的回忆录就能知道,当时台湾许多跟他交谈过的人都知道他的计划和正在做什么,以及他要去什么地方等等情报。而那些人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是如何在他面前保持一副很正直、很坦率的面孔。而轻信的他所面对的只是一个接一个的弥天大谎。

基辛格的想法,最初是一个战略上的想法。因为在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上,塔列朗(Talleyrand)设法成功地分裂了反拿破仑联盟,让他们互相争斗,这给了法国一个决定性的等待。所以这个策略的关键,就是决定性的等待。在两者之间摇摆,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他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和中共合作,那么这将会给苏联带来压力。而如果中共在未来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和苏联合作对付他们。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白日梦的幻想。结果他没有得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他希望得到(中方)帮助,并从越南撤离,但结果是他什么也没得到。因为中共他们知道他在乞讨。而且,他们知道基辛格和尼克松之间的所有通讯联系内容,和尼克松的机密通信内容。

所以,从本质上讲,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时期,认为从战略上,利用中共去抵消苏联的影响是有意义的,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让世界各地的苏联问题专家都感到惊讶。

在俄语和汉语中,对之所使用的词汇都是“解体”。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崩溃倒塌。俄罗斯仍然在那里。所有的改变都只是组织体系的改变。

基辛格没有意识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以及在事情发生后,他应该做些什么事情。他只是说,好吧,这个安排不再有战略上的需要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去讨好中国人了,人们开始去(中国)赚钱了。我们不用再谈论战略平衡,而是开始谈论所谓的两国关系,我们必须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你读了基辛格关于中国的书,书中的所有结论就是,中共和美国可以合作建设新世界。

嗯,是要建设新世界,但是如果美国能够和欧洲合作,或者美国能够和印度合作,那就太好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基辛格从来没有超越这个认知特殊性的阶段。他只注意到了在中国的每个人都是中国人,他们的表现都与他略有不同。他不了解中共政治的复杂性,也不知道中国社会的相互关系。我的意思是,他,他头脑非常简单。

有一位英国精神病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做《超越中国人的面孔》(Getting Beyond the Chinese Face),我在教学过程中也发现,很难让人们意识到的一点就是,尽管某某人有中国人的外表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与其他14亿中国人的观点都是一样的。事实上,他们各自对事情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同。

但是,本来应该让与中共的关系降温时,我们却继续进行投入,直到天安门事件之前,我们都一直在为中共建造武器系统。而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当我们对其还有一些影响力的时候,布什总统在电视上发表了关于我们会如何应对的演讲,但是他在撒谎,他背后派人去告诉邓小平,当时的邓小平就像是中国的黑手党头子,告诉邓小平说,我们爱你,还有其它的一些话。

结果最后,我认为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就很明显了,中共根本就没有推广自由制度。如果说有了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现在的共产党政权比毛时代更加严密、更加有组织。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他(的统治)完全是无序的。然而这些人是有系统的,他们在令人难以置信地监控着一切,甚至有语音识别什么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因为想要逃跑而来到北京火车站,因为你的身份证上有一个芯片,(买票时)警察马上就可以出现。如果他想找到你,只要打开他的监控魔杖,五分钟后,他就会站到你旁边了,因为他能随时找到你。这是非常非常险恶的。

我们最终意识到,(中共)他们实际上是想尽快恢复一个想像中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地位。而事实上,在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中,她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她很高兴自己有这么大,但她从来都没有参与过国际政治,甚至都没有真正参与过亚洲政治。这有些夸张,但是中共现在说,我们曾经是(世界)第一,他们对历史知之甚少,我们现在必须迎头赶上,因为我们发现我们被欺骗了。

中共关于美国人的一个认识就是“你可以欺骗他们,你也能够骗了他们”。有一次,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美国前总统)的一位亲密顾问在一次演讲中对他说,比尔,(中共)它不可能永远说谎。甚至当中共单方面吞并南中国海,而后被递交海牙国际法庭,被判决违反了它曾签署并通过的海洋法时,仍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他们后来只是说:“好吧,现在我们不会再去关注这个问题了。”现在人们开始觉醒了。尽管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我们有一个名叫埃文·马德罗斯(Evan Madeiros)的人,他现在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的成员。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他会说,我们在中国应该做的就是去支持中共,努力帮助中共,这就是我们交朋友的方式。我是说,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因此,中共对比地中海还大一半的地区的土地掠夺或者叫做水域掠夺,并没有引起我们的任何反应。我认为,我们的这种毫无反应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因为很明显,中共不应该这样做,但是人们以跟中共做生意赚钱为主。当然,这些人也正在失去自己的知识产权和其它的一切。

所以当川普(特朗普)上任的时候,他挑选了非常有资格的中国问题顾问,而且他们不是那些相信中美关系会稳定的人。现在让我总结一下,人们会说:“沃尔德伦,你真正要说明的意思是,尼克松犯了一个大错误。”我认为,他确实犯了大错误,他的错误是他操之过急。他们太急迫了。

(未完待续)

 

文章转载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