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师尊 见证慈悲的力量

法轮功学员追寻师尊 见证慈悲的力量

1994年8月27日,李洪志大师吉林延吉市传法结束后和工作人员合影。第三排右二为栾元弘。(栾元弘提供)

 

“一个瘫痪的人被送进来,几秒钟师父就能让他走路了,全场一片掌声。”栾元弘先生从1993年底修炼法轮功,曾四处追寻李洪志师父。他是中国哈尔滨第一个炼功点的组建者,而他的人生故事也许更具传奇色彩。

苦苦寻觅

“在我14/15岁的时候,就对气功特别有兴趣,那时还在上中学呢。80年代在中国正是气功热,我那时候经常买一些气功杂志去看去研究,如《气功与科学》、《气功与体育》之类的,也参加过当时一些气功大师的学习班。”

“我参加过很多功法,学一学呢,觉得这个功没意思,就不学了。可你要说它不好在哪里,我也说不出来,反正不是我要找的。但不学了之后又放不下,我还得去找,就又去买气功杂志。那种杂志基本都是月刊,每个月出一期,这么多年下来我买的那些杂志,摞起来比我个子都高。”

“从83年开始,到93年这十年的过程中,我也没找到我要找的东西。你如果问我:你到底在找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在找什么,但我就是在找。”

“直到93年年底的时候,我在杂志上看到北京研究会的王治文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叫做《法轮旋转新天地》。看完了之后我说,哎呀这个功好!法轮24小时旋转,你不炼功功炼你啊。因为我以前接触的气功多,知道一些概念,觉得这个功太好了,就学这个。我就赶紧给王治文写了封信,问他这个功在哪能学?在哪能买到书?”

“王治文先生随后给我寄来一张单子,是94年上半年李洪志师父在国内传法的一个时间表,同时还邮给我一本《中国法轮功》和一盘炼功磁带。我又把钱给他邮去。”

“收到这张办班计划之后,我就计划着去参加学习班。转过年是一月份,到年根了火车票不好买,上哪去参加这个班呢?选来选去,我就选了一个离家(哈尔滨)近的小城市叫凌源(位于辽宁省)。”

“我有个亲戚在锦州,我就想先上亲戚家,然后再往那去。可到亲戚家之后才知道,那个地方非常小,没有快车,要坐十多个小时才能到。同时我大爷对我一通批,这年头你还敢一个人出来,多乱呢!怎么怎么地,吓了我一顿,硬把我给吓唬回去了。这个班我就没参加上。”

“回去后上朋友家喝了点酒,然后到家睡觉,睡到半夜三更我突然坐起来了——不行!把灯点上之后,我又把王治文给我邮来的那张单子找出来,我还得参加。一看,石家庄有一个,大城市有火车啊,坐到北京之后可以从北京转车过去。我就又开始计划买票,虽然买票也很困难,可是我的决心非常坚定,我就是要去参加,去学这个功,最后终于买到票了。”

终得大法

在石家庄的讲法班上,李洪志师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博大精深的道理,解答了栾元弘许许多多的疑惑。

“以前练气功都是祛病健身,并没有修炼的概念,听了李洪志师父讲法之后我才知道,噢,原来当人并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返本归真,尽管那时候认识的也很肤浅。”

“从石家庄听完课以后,我又参加了师父在其它城市的讲法班。因为我从事的是建筑工作,那年正好是基建下马(没有活儿),所以有时间。在94年整个一年中,我陆陆续续地参加了师父在八个城市的九次讲法班,按顺序分别是石家庄、长春、郑州、济南、大连、哈尔滨、延吉和广州。”

“既然在八个城市,为什么听了九次课呢?也很有意思。94年4月底,师父回家乡在长春讲法,长春当地的学员本来就特别多,外地又来了很多学员,而会场只能装1000多人,吉林大学的礼堂不是很大。没办法,只好分成两个班,师父上午给外地来的学员讲一次课,晚上再给长春当地的学员讲一次课,那次师父特别辛苦。”

“我是外地的学员,所以买的是上午的票,但是晚上没什么事就到会场去看看。我问研究会的人,他们说早就没票了,所以我只好站在门口。我正站着呢,忽然骑车过来一个人,我也不认识,他上来就问我‘你要不要票?’我一听乐得赶紧说,要啊要啊,买还买不着呢!我赶紧掏钱买了票,就这样上午听了一次课,晚上又听了一次课。就这样,随着不断的听师父讲法,我对法的理解就不断的在提高。”

“师父在初期讲法的时候,一个班大概有1000多人,但听课的人数不断增多,到后来没有4000人的会场根本就没法办了。94年12月在广州是师父最后一次在国内传法,我从哈尔滨坐火车过去,到那一看,人简直多的没有办法。会场在一个体育馆,后来经过多方协调,体育馆上面的座位全坐满了,下面是木地板也坐满了,还装不下,又把旁边一个房间作为分会场。分会场看不到师父的面,但是可以通过电视观看直播。”

“那是我在国内最后一次见到师父。”

慈悲的力量

在栾元弘的印象中,师父没有常人的架子,非常非常的随和,非常非常的慈善。“你站到师父跟前的时候就会想哭,有流泪的那种感觉。”在追随大法将近一年的过程中,栾元弘有幸和师父多次近距离接触。

“第一次是在石家庄学习班结束的时候,我从会场回招待所,大家都往外走,有一位老阿姨好像在问师父什么事,师父回头跟她说话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离的非常近。老阿姨的问题我没听到,就记得师父当时跟她说(不是原话):你什么都能放下,我什么都管,你什么都放不下,我什么都不管。尽管已经过去20多年了,我始终记得师父讲的这句话。”

“师父在哈尔滨传法的时候,我是工作人员,帮助维护秩序。师父讲完课出来,主席台的椅子下面坐了很多学员,我就在前面做手势,示意让大家别都站起来跟师父握手,人那么多不就乱了吗。可我回头看到师父的表情,好像告诉我不要那样,我心里头感到扑通扑通的…”

“还有一次在会场,师父往里走,入会场讲课的口,那天我正站在那里。一个像是居士的人,听课之后走过来问师父,‘我以后可不可以回家修?’师父回答了一句说:‘你回家修更好。’就那么几个字,我在旁边听到之后,忍不住就要落泪。这对于常人来说可能不容易理解,那种感觉你形容不出来,你只有亲自站在旁边才能感受到。那种东西你想表现是表现不出来的,只有修到那种境界,才能体现那种慈悲啊!”

“我们讲的话只是一句话,它没有背后的力量。而师父说出的话,有法的内涵在里面,不是字表面的含义了,所以听了之后你内心会震动的,一句话你就要落泪的。”

见证神奇

在师父传法的过程中,栾元弘也见证了不少神奇的景象,他略举几例。

“师父在郑州讲法的时候,由于有比赛占用会场,所以学习班临时挪到另一个体育场。那里没有椅子,只有一层一层的、水泥的楼梯凳,因为没有号码,所以可以随意坐。可能是大家都想离师父近一点,所以会场的下面、中间都坐满了人。那是一个椭圆形的会场,如果师父进入会场,就得绕一圈才能走到讲台。等师父进来的时候,只见大家“唰”的一下就让出一条道来,等师父走过去之后,“唰”的一下又合上了。特别快,也没人指挥,那感觉有点像去年香港反送中的时候救护车穿过人群的那一幕。”

“同样在这个体育场,到第三天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情况。当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师父正在给大家上课,就看到天阴下来了,又打雷又刮风。会场上面有个灯泡,忒——灭了,忒——亮了,忒——又灭了,忒——又亮了。这是一个废弃很久的体育场,很多玻璃本来都是碎的。只听窗玻璃被风吹的啪嗒啪嗒响,雨很大,雨水顺着窗户就流进来了,我们只好挪动挪动位置以免湿了衣服。”

“师父一看这种情形就暂停下来,先不讲法了。讲台上面不是铺了一层白布吗,师父双盘坐了上去,然后打起了大手印。我也不懂什么意思,但是坐在那里不住地流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等师父打完大手印之后,简单说了几句。我理解的大概意思是:另外空间有魔来干扰,师父已经把它们都给收拾了。处理完后,灯也亮了,天也晴了,雨也停了,师父又开始接着讲法。前后也就几分钟吧。”

“当天结束后,我们出来看到沿街到处都是被雷劈下来的树杈。当天的《河南日报》还报导了,说出现天灾,造成多少亿人民币的损失,这个事很多当地人都知道。”

哈尔滨第一个炼功点

栾元弘尽管从93年底就开始学炼法轮功了,但他很低调,从来不摆什么老资格,记者无意中发现,他竟然是哈尔滨第一个炼功点的组建者。

“在我得了法之后,我就想,应该去找一找过去练其它气功的朋友们,跟他们弘传弘传大法。我找到当年练其它功的一位老阿姨,跟她一说她就想学。她还有两个好朋友也是一说就想学,这样我们四个人决定组建一个炼功点。”

“哈尔滨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叫儿童公园,那里有很多晨练的,有练气功的,打太极拳的,跑步的,早晨起来的人特别多。大概是在1994年的4月份,我们就在那里建立一个炼功点,这应该是哈尔滨的第一个炼功点。”

“因为我年轻,动作相对来讲又做的标准一点儿,我就在那里教她们三个炼功。那时既没有横幅,也没有录音机,只能听我的口令。”

“在我教她们三个人炼功的过程中,就不断的有新人进来。其实根本没有人叫他们,他们只是看到我们的炼功动作就加入进来,我就教他们。当然炼完之后他们会问我,小伙子,这是什么功啊?我说这是法轮功,然后讲讲这功动作怎么样,最关键是这功注重心性的修炼,把我从书中学的道理介绍给他们。”

“等学员逐渐增多之后,我们不得不转移到一个更宽敞的地方,可是这附近还有另外一个功法。我们没有录音机,而他们的录音机开到最大音量,声音都失真了。但有趣的是,他们天天都有人过来学法轮功,所以他们的人越来越少,而我们这边越来越多。”

“师父来哈尔滨传法之后,哈尔滨成立了辅导站,我们这才买了录音机,后来我又从长春请来法轮功的横幅。到99年的时候,哈尔滨的炼功点几乎随处可见,整个哈尔滨至少有几万人在学法轮功。”

走上天安门广场

“从99年7.20后,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打压。全国各地抓捕了很多辅导站的负责人、辅导员,电视24小时滚动播放,造假污蔑法轮功,什么污水都往你身上扣。你打开电视,所有频道播的都是这个东西。突然面对这种压力,大家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最知道修炼法轮功的是什么样的人,电视里那些东西都是假的,所以看了这种东西内心是很痛苦的,同时又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那种压力是在精神层面的。”

“2000年12月份,我决定去北京上访。在去北京之前,我心里头其实很矛盾,很煎熬。因为我知道大法好,而我却不能站出来,不能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觉得心里头特别难受。在那种压力下,周围工作和生活的环境都令人恐慌,我知道我要是去了可能命都没了。”

“那时候我经常半夜睡着睡着觉就突然坐起来——哎呀我得上北京,可是当我真要走的时候我又迈不出这一步。就在思想斗争中挣扎着,我要去,还是不敢去。到后来,我终于坚定下来了——就是死我也要去!我必须上北京,上天安门,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大法给了我这么多好处,而如今大法遭受魔难,我连‘大法好’都不敢说,我这成了什么人了?我这还是人吗?!当我这个心一稳下来,晚上就睡的踏实了,不会半夜再坐起来了。”

“12月下旬,我和几个功友来到北京,来到天安门,因为信访办已经没有意义了。我站到金水桥那儿,事先在袖子里放好了横幅,黄色的横幅,上面写着‘真善忍’。我掏出来之后,高高举了起来,我站在那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话音刚落,周围的警察跑过来一拥而上,就把横幅抢走,把我塞到警车里了。”

“把我拉到前门派出所吧,进去之后,就看外地来的同修哪人山人海,一波走了又是一波,一波走了又是一波……”

艰难岁月

栾元弘被遣返回去后经受了拘捕、殴打、关押,家庭被骚扰,随后又经历了抄家、通缉、流离失所,成了无法落户的黑户。

尽管家庭的担子、经济的来源全部压在妻子一人身上,但是共同的信仰使他们相互扶持,不离不弃,共同走过艰难的岁月。

法轮功学员追寻师尊 见证慈悲的力量

栾元弘和妻子在新西兰近照。(易凡/大纪元)

 

在多年的被通缉中,栾元弘的神经无时不刻地处于紧张状态,但他仍然承担着当地资料点的建设与维护工作。为什么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从还不放弃呢?

“因为站在修炼者的角度来看生命,人不只是一生,人的生命也不仅仅是你这一块肉,还有你精神方面的东西,你的灵魂,我们是追求那些东西。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他们当年也都遭受过权力者对他们打压。基督徒被罗马的王们迫害了300多年,你看基督教现在到处都是,可罗马帝国哪儿去了?在大瘟疫中没了。就是说,用暴力的方式镇压信仰者,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对于真正有信仰的人,他什么都能放下,什么都能放弃的了,舍弃生命都不足惜,那你对他镇压有什么用呢?你还有什么可以威胁他呢?因为我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这就足矣了。”

感念师恩

2012年7月,被通缉了七年之后,栾元弘和一家人走出国门,迈向自由的土地。他那每天绷紧的神经终于在正常的人类社会中慢慢平复下来。

法轮功学员追寻师尊 见证慈悲的力量

2012年7月,栾元弘被通缉七年之后离开中国。图为他在新加坡机场转机。(本人提供)

 

2017年,栾元弘到美国纽约,再次见到李洪志师父,心中百感交集。20多年过去了,师父有皱纹了,自己也已走过了青春。他使劲的看啊看啊……

回首前半生,栾元弘说:“从我93年开始接触大法,到94年真正参加李洪志师父的学习班,一晃到今天已经过去26年了。我从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到今天人到中年,走过了这么多年。自己在修炼上,和修的好的同修相比,尽管还有很大差距,但是我非常的荣幸。我在自己有生之年能接触到法轮功,能够在大法中修炼,真是祖上积德,三生有幸。我真的非常想念师父,谢谢师父救度我。谢谢!”

 

文章转载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