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们的故事寓意何在?武侠小说影射中共

作者
雪松

 

《鹿鼎记》:身穿红衣的邪教神龙教教主洪安通勾结俄国瓜分中华。(网络视频截图)

《鹿鼎记》:身穿红衣的邪教神龙教教主洪安通勾结俄国瓜分中华。(网络视频截图)

 

很多人迷恋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你是否知道小说中关于现代政治的寓言?金庸本人称,《鹿鼎记》中的神龙教指的就是共产党,他后来几部作品的确有文化大革命部分事件的寓意。

《鹿鼎记》中的神龙教,为明末清初江湖一个邪教,目的在于一统江湖,神龙教将称雄天下。金庸动笔撰写《鹿鼎记》时是1969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

神龙教教主洪安通为人心狠手辣,喜欢听教徒谄媚奉承。他搞的文字狱、语录、歌功颂德等等,被认为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所为十分相似。洪安通在其妻的操纵下大力发展少年教众,迫害老一辈教众,也被认为是影射红卫兵批斗老革命。而洪安通的妻子与少年教众,被认为从头到脚都闪烁着江青和红卫兵们的影子。

 

金庸:用武侠小说影射中共

 

《鹿鼎记》:红色邪教只许进不许出,众人被邪教主洪安通毒害倒地,拚死挣扎反抗求生。(网络视频截图)

《鹿鼎记》:红色邪教只许进不许出,众人被邪教主洪安通毒害倒地,拚死挣扎反抗求生。(网络视频截图)

 

被誉为“武侠小说泰斗”的金庸,1924年出生在浙江海宁袁花镇,1948年移居香港。自1950年代起,以笔名“金庸”创作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

而他的父亲查枢卿在1950年被中共杀害。查枢卿毕业于震旦大学,受过西式教育,在中共的“镇反”运动中被定为“黑五类之首的地主与恶豪阶级”。1950年,查枢卿遭批斗后在家人面前被处决,家人还被要求补偿中共政府枪毙他的子弹费:1角人民币。金庸曾说,父亲被杀是难以想像及接受的悲剧。

查枢卿死后,家产被强抢,只剩下两间老屋。金庸的继母顾秀英无力抚养几个子女,无奈之下,想要卖掉老屋维持生计,但却被中共干部诬为“地主婆要反攻倒算”而被公审和斗争,遭遇三天三夜毒打,身心受摧残,痛苦一生。

金庸对中共恶行有着切身的感受,他一直用笔来反击中共。1957年,金庸不满《大公报》不愿发表反对中共的“大跃进”的文章而辞职,两年后创办了《明报》。

1963年,时任中共外交部长陈毅称“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金庸随即发表了《宁要裤子,不要核弹》的社评,批评中共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绝不是好政府”。文章质疑中共造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呼吁中共“还是多做几条裤子让人民穿吧!”

中共长期以来用暴力和谎言来维持其高压统治

金庸的武侠小说脍炙人口,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背后的寓意。《射雕英雄传》中叙述的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侵略中原的故事,也是影射共产党占领大陆带来的创伤。故事的主角面临和金庸世代相同的挑战:决定加入新兴的北方政权,还是逃往南方成为爱国遗民?事实证明,被中共蛊惑而留在大陆的人,大多遭受中共迫害。

倪匡:爱国必须反共,反共才是爱国

 

中共不等于中国,反共才是真爱国。(网络图片)

中共不等于中国,反共才是真爱国。(网络图片)

 

1957年,22岁的倪匡从内蒙呼伦贝尔的一个劳改大队逃出来,偷渡到香港。多年后回忆这段经历,倪匡说:“如果不从内地来到香港,非但没有机会写作,连继续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反右’我肯定过不了关,‘文革’也挨不过。幸亏来了香港……”

来港后,倪匡先做苦工,其间他发表了一部小说《活埋》,讲述的是土改时一个地主婆抱着自己的孙子被活埋的故事,文中描述“土埋过胸口时,奶奶拍着孙子说,一会就好了,不闷了。”这部一个下午写出的小说,竟然赚得了90元稿费,比他一个月的工资还高,而且好评如潮,从此倪匡专心写作,创作力惊人,被誉为“天下第一快手”。

倪匡的反共立场十分坚定,他认为中共完全违反了人类的历史文明,“共产党最可怕之处是要洗脑,控制别人的思想意志,人在共产党的制度里只会变成完全服从的机械。”

经历过广东土改的倪匡,指出很多人对中共已故领导人还存有幻想:“没有一个中共党员是无辜的。”每当听人说共产党进步了,他就说:“人家问食人部落领袖现在怎样了?他说我们进步了,用餐刀吃人肉。共产党现在的所谓进步就是用餐刀吃人肉。”

30年前倪匡的小说《追龙》中,曾“预言”东方将有一个大城市要毁灭,“仅仅只是几个人狂悖无知的决定,就可以令得一个大城市彻底被毁。”原因不是什么天灾,而是因其优点尽失。后来倪匡提到,这个城市就是香港。他说,香港消失的优点就是“自由”,“主要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没有言论自由便没有其它自由。”对照2020年香港国安法之下的香港共产铁幕,倪匡居然一语成谶。

对于所谓的一国两制,倪匡早就知道它是骗局,“我根本不相信一国两制这回事”,“共产党说了算,有什么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是共产党说的,共产党的话什么时候靠得住?数十年来没有实现过一句话。”

倪匡认为自己爱国,“爱到极点!”他曾写下两句口号:爱国必须反共、反共才是爱国。

 

让中共害怕的“反共元老”叶青

二十世纪,有这样一个人生颇为戏剧化的人:早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旅法支部书记,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回国后参加中共暴动,被国民党逮捕后,居然在刑场上身中两枪未死。之后再度为中共效力,又一次被国民党逮捕后,选择了加入国民党。其后转而研究“三民主义”,并在台湾四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反共,写了大量批判中共的文章,与中共势不两立,他也因此被列入中共“战犯”名单。此人叫任卓宣,广为人知的笔名为叶青。

叶青决定脱离中共后,对国民党长沙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他的“背叛”让中共难以置信,并给陈独秀、周恩来等人以沉重打击。

1936年西安军事叛变后,国民党被迫同意中共提出的“联合抗日”主张。在叶青看来,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不利于国民党国军。于是叶青主张发表宣言,展开“统一救国”。而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但又有损于中共,因为统一救国,共党就要将“边区”军政大权交给国民政府。

对于叶青的建议,部分有识之士深以为然,于是在上海发起“统一救国”十万人签名运动,并通过《文化建设》月刊,出版一个“统一救国”专号,以压倒在上海日渐流行的“联合抗日”口号。

深谙中共伎俩的叶青的建议,让中共和左翼阵营大为光火,称之为“日本警犬”、“民族败类”。中共还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但蒋介石、陈诚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却先后接见了叶青,对其赞赏有加。

1949年7月,叶青受命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后代理部长。叶青奔波于西南,指导宣传业务、剖析对时局的看法,并号召开辟“第二战场”和“经济战”、“思想战”,“重振北伐精神”,组织“远东反共国际”等,以鼓舞国民党士气。

无疑,中共对于切中其要害的叶青十分痛恨。在延安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艾思奇、吴黎平等相继发表文章,对叶青之论加以反驳。如毛泽东于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反投降提纲》中反驳道:“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分歧错杂的思想’……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合适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

然而,几十年走过,台湾已经走向民主社会,而大陆人民仍被中共钳制、迫害,这证明毛所言不过是个谎言。

 

历史学家余英时:“党天下”的本质仍然会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

主攻思想史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2014年获得第一届唐奖汉学奖。2002年,余英时接受访问时表示: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现在没有历史,有的“历史”都是假历史,是为了政治宣传而造出来的伪历史。要揭穿伪历史,只有将来学术完全自由以后,数据开放,根据原始数据说话才可以。

余英时对中共的党天下是这样诠释的。所谓“列宁、斯大林体制”就是极权统治,它在文化教育上的根本态度则是反对知识,敌视知识人。这是因为极权统治必然采取储安平所谓“党天下”的方式,也就是由一个“党”绝对地宰割天下和人民。因此整体地说,“党”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欺诈和残暴,以保持它用暴力夺来的政权。对于这个“党”来说,失去政权便等于宇宙毁灭。从个体的角度说,每一个“党员”则同样必须用一切手段保持他个人所抓在手中的“权力”,而且只能增加,不能减少。有权便有一切,没有权便失去一切,是每一个“党员”的基本信条。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其确切的涵义其实在此。

由于这个缘故,党内的斗争也永远不会停止。“党天下”的合法性完全建在一套特有的意识形态之上。这套意识形态是绝对真理,决不允许任何人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因为一有怀疑,“党天下”的基础便会发生动摇。所以,“党天下”本能地反对知识和敌视知识人。

 

中共的思想改造运动

前苏联的“列、斯体制”从一开始便彻底体现了反知识的精神。无论是哲学、文艺、社会、科学、史学都必须在“党”的严密控制之下,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绝对的一致。自然科学也不能例外,我们都知道所谓“斯大林的语言学”和“李森科的生物学”的笑话。

列宁建立政权之后,在教育上首先便表现了两个特色:一是降低过去的学术水准,二是打击教师的权威。中学教师的待遇最低,月薪只有四十五卢布,而学校工友的月薪则是七十卢布。“党”更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在课堂上羞辱老师,使之无地自容。中共的党天下在体制上对苏联亦步亦趋,因此也是一开始便将教师贬为三等公民,并极力挑拨学生去攻击先生。

所以文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党天下”在展现其最真实本质的进程中一次高潮而已,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和一九五七年“反右”都是它的先声。而且文革也不是上述进程的终结,在新的历史阶段,“党天下”的本质仍然会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

余英时说,共产主义垄断一个国家所有的生产资源,与生活资料,等于完全控制一个人的精神与肉体,这在历史上,古今中外是没有过的。

有识之士,慧眼识魔,他们脱身中共魔掌,在大陆之外伸张正义,揭示中共黑暗真相。正是历史上一点一滴的扶正除邪的不懈努力,终于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全球形成了解体中共的澎湃洪流,迷惑世界百年之久的共产主义将从历史舞台消逝。人心已醒,天灭中共正当时!

 

 

 

文章转载自  新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