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赴缅甸“解放”人类

作者
颜昌海

中国人赴缅甸“解放”人类的惨况

1957年12月5日,太原市民夹道欢送7000名干部下乡上山。(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68年12月22日,中共发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场运动剥夺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也撕裂了千百万家庭。使得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改写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1966年开始的“文革”政治运动,旨在打倒最高层的刘少奇等人。全国各地红卫兵大串联,掀起造反运动,在各地打砸抢,从此全国进入混乱状态。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

1968年,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多,社会动荡和混乱无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三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待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民众及军队人员,纷纷冒着严寒和风雪,敲锣打鼓,集会游行,欢呼毛又发表“最新指示”。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有统计称,这场运动将中国10%的城市人口卷入其中。

从发起文革,到当时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要目的,难以控制的红卫兵逐渐成为麻烦,数量巨大的被利用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劳动,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有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对人民的愚弄,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纲领性文件“571工程纪要”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有学者认为,上山下乡使得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一批年轻人在乡间长期务农,1980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过文革的城市年轻人,经过在农村的艰苦漫长的生活后,认为自己被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一切理想。

也有一些知青诅咒、报怨、痛恨那段经历,返城后再也不愿回到农村。

曾经轰轰烈烈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随着文革的结束已经沉寂了。对于这个对一代青年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社会问题,近几年来,人们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地反思、探索,以期得出一个公允的评价。已故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认为,“文革”以来,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有一千多万人,而国家又从农村招工进城一千多万人,先后花了60多亿元,买了“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1978年“十一”后,国务院开会讨论知青问题。李先念又称:“说上山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难道到工厂就不接受再教育?城镇知青下乡,乡下农民进城,这叫公公背媳妇过河,费力不讨好。”……

这里回顾1960年代末的文革时期,一批分到云南边疆的知青因在国内受“黑崽子”不公待遇,听信当局“解放全人类”的口号,越过国境线,奔赴缅甸参加缅共“革命”的历史事件。

据当年赴缅甸的知青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最大的反差是,本来是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但到了缅甸一看,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给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机,不吃杂粮,没有阶级剥削。而且和缅共区的百姓接触,他们反应冷淡,发现自己并不太受欢迎。所谓的“解放区”一贫如洗,人都跑得差不多了。

康国华原本是云南一个知青,在官方鼓动下,文革“输出革命”的浪潮中,成为缅甸共产党内的士兵。他希望靠浴血奋战改变自己“黑五类”子女的命运,但在缅甸的一次战斗,令他永远失去了双眼。缅共失败的革命,让他的梦想成了空,如今他是一个盲人,而且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政策转折,让他在归国后也失去依靠,当年“革命者”的身份也再无人提及。

另一位出生于“历史反革命”家庭,1970年5月穿越国境参加缅共战争的云南知青王曦,返乡后也一直生活在失落中,“在缅甸不被当作自己人,回来后,也边缘化,两边都不当作自己人。”但他说:“参加缅共最大的好处是不讲出身,基本没有阶级歧视。”

王曦回国时间是1984年,彼时他在缅共内的军阶是正营级。负伤的康国华比他晚回来5年,那时缅共内部发生了政变。随着北京与缅甸政府关系改善,不再支持缅共,缅共转而“以毒养军”,知青开始大批退伍回国,他们的人生坎坷,下场悲惨。缅共人民军的战斗英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称作所谓的“缅共的保尔・柯察金”,已官至旅级的康国华,一时间一无所有。他被认为是最后一个也是级别最高的归国缅共中国知青。

王曦日记说:“1970年5月19日。这一天是我永远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我刚满20岁!……从这一天开始,我将把我的青春和生命,光荣地献给正在争取解放的缅甸人民的革命斗争,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在去缅甸之前,王曦是在滇西德宏州陇川县弄安村插队的一个知青。他父亲、奶奶和弟弟则被遣送到滇南石屏。“一家7口人有4口被弄到农村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弟弟才13岁,我没办法,申请调到滇南,将(1969年)年终分的七百斤口粮用来救济父亲,不然他们要饿死了。”

王曦在滇南没有待满一个月,就回到了昆明。“那时城市的大批斗已经结束,但农村方兴未艾,隔三岔五的四类分子就要批斗,我们这些子女也跟着受斗。和父母在一起更糟糕,各奔生路吧,我没和父亲打招呼,拔腿就跑。”

康国华的家庭出身与王曦类似。父亲是“大资本家”,同样是“黑五类”,文革中被遣送乡下。在去缅甸之前,康国华在腾冲上山下乡。他比王曦小两岁,去缅甸时尚不满18周岁。这里到处都是毛泽东的图片,缅共前主席德钦丹东的手绘图片反而少很多。人们每天晚上都要学习毛选。

“天天‘三忠于’。没跳忠字舞,但哪怕下倾盆大雨也要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面向东方,敬祝……。直到林彪出事后,1972年才不搞了。”

前来参军的中国知青人数,康国华曾从缅共司令部征兵站的花名册上获悉,被正式登记在案者不下3000人。他们大部分是像康国华这样的“黑五类”后代。康国华大概是1969年3月下旬抵达缅甸的,他记得自己参与的第一场战争是在4月21日。那是一场伏击战,下着大雨,血流成河,“我们伤亡二十多人,敌方死伤约50人。”

随着对缅甸了解的深入,王曦内心却产生其他想法。“最大的反差是,本来是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但到了缅甸一看,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给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机,不吃杂粮,没有阶级剥削。”王曦说,他感受最深的是在山里打游击的时候,看到坝子上很多人家富丽堂皇,地板铺地,进屋还要换拖鞋,“我都不好意思进去,他们和我们过着天上地下的生活,我们是穿着补丁裤青黄不接地过来解放他们的,心里意识到有些可笑。”

缅共在“解放区”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使民众深受困扰,“后来人都跑得差不多了,解放区一贫如洗。因为贯彻不下去,慢慢就顺其自然了,1975年之后,土改之类的政策无形中就流产了。”

康国华也曾经历与王曦类似的困惑。“开始我没考虑,到缅甸一年后,随着年龄增长,虽然对革命本身没有怀疑,但开始考虑革命会带来什么。百姓的生活和此前从电影、书本上看的不一样,他们没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里物产相当丰富,百姓吃的都是最好的大米。”

康国华说,和缅共区内的百姓接触,他们反应冷淡,他发现自己并不受欢迎。

康国华经历大大小小30余次战斗。1971年9月9日凌晨3时1刻,他手中的轻机枪被枪榴弹击中爆炸,没有了知觉,被送往昆明43医院疗伤,他立了一等战功,成为缅共东北军区的战斗英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亲自去医院看望他,称他为“缅共的保尔・柯察金”。但无法忍受双眼失明痛苦的康国华,试图自杀,未遂。

1971年6月16日,缅甸联邦革委会主席兼总理奈温接见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陈肇源,7月31日,奈温夫妇还受邀对中国进行“友好和非正式的访问”。

此后,缅共开始走下坡路。

在康国华和王曦看来,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出逃,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这之后,中国明显疏远了缅共,开始逐步减少支援。一直与奈温政府作战的缅共失去了支援。康国华说,顾问团最先撤走,留下的也回到了中国。

知青在1973年开始大批退伍,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

1984年,王曦厌倦了战争,带着妻儿回到云南落户。

“到1987年,(缅共)北方军区根据地,90%都已丢失。”康国华两年后也回昆明去安置妻女,他本打算再返回缅甸,“可我1989年3月回国,马上缅共就发生政变。我就没回去。”

后来,缅共一直靠贩卖毒品,“以毒养军”。

1989年,缅共终于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康国华和王曦回到国内,也得不到任何正式的承认,境遇凄惨……

 

文章转载自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