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和良心的拷问

作者
薛桐

人性和良心的拷问

 

我们每个人,无论是认为自己活在和谐盛世,还是活在纷繁乱世,都无法改变时代的滚滚浪潮,难以左右历史的浩荡趋势,能做的也许只是尽可能地与人为善,同时多一些了解真实、客观、全面信息的渠道,具备一点逻辑思维能力,能提前预知和防范一些危险。摘取正常活着的人的器官,然后贩卖以牟取暴利,这种对公众冲击力强,让人觉得难以置信的事情,需要详细的调查,说服力来自于细节而不是官方媒体的浮夸。

1.苏家屯事件

2006年3月,多位证人公开指证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血栓医院设立秘密集中营,里面关押了数千名法轮功学员,他们随时可能被摘取器官而丧命。这些人被活体摘除器官后,被扔进该医院西南侧的锅炉房焚尸灭迹。而且苏家屯地区的集中营仅仅是全国36个秘密集中营的一部分。苏家屯事件被曝光后,3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新闻发布会上否认活摘,甚至‘邀请’媒体去调查。“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的调查员,迅速到澳大利亚、德国和美国的中共领馆申请去中国调查的签证,三次申请,三次被拒绝。悉尼总领馆的工作人员对调查员说:“你去找秦刚要邀请函去!” 众所周知,在中国新闻自由以及记者的真实报道和深度调查,是受到中共的打压和排挤。《2021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指出,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77名,继续位列倒数第四,是新闻自由度最差的国家之一。

苏家屯集中营惨案被公开的6周后(2006年4月20日),一位在苏家屯中西医结合医院工作的护士安妮站出来指证:她的前夫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也在这家医院工作,曾亲自摘取了2000多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她的丈夫跟她说﹕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痛苦,因为这些法轮功学员是活的,若说从死人身体上摘除器官,这还好说,可这些人都真的还是活的。她的前夫也曾经提出过不想继续做这种手术,但是那个时候他身不由己,受到威胁,他知道如果不做的话,很可能他的妻儿老小都会被灭口。安妮说:“如果我不站出来,我一辈子会心里压抑,我今天说出了真相,明天可能会被杀,但你们知道这是中共干的。”

2.追查国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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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于2006年的3月起,开始调查活摘器官的来龙去脉,包括电话访查的谈话内容、不寻常的移植数据、网络上公开的资讯、被关押在劳教所和监狱等场所的法轮功学员被普遍体检、抽血(其他被关押的人员则没有体检、抽血)以及证人举报。其中的一名调查员,曾经在中国的第四军医大学航空医学系学习,毕业后先后担任航空军医和航空军医主任。这名医生说,他花费30多年的时间,在研究怎么帮助他人摆脱疾病的痛苦,但他没有想到会再用10多年的时间调查、研究医生是怎么杀人的。

2.1 中共官员电话录音

截至2021年6月,追查国际发表了730个调查录音证据,明确承认或直接指证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录音有58个,其中包括:5名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张高丽、周永康、张德江、曾庆红),1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还有国防部长(梁光烈)等。2012年4月17日,追查国际调查员以罗干办公室张主任的身份,与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对话,李长春在电话听到“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话题后,马上回答:“周永康具体管这个事。” 2015年6月24日,调查员以同样的方式和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通话,调查员说:“最近有上万名法轮功习练者向最高检查院控告江泽民同志,说追究江泽民同志下令摘取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责任……”,张高丽说:“还得请江主席放宽心。”通话中张高丽承认了江泽民活摘上百万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还说要阻止人们对活摘的追究。

2.2 医院 、医学论文、医生取证

追查国际组织,针对中国31个省市的800多家器官移植医院进行了持续调查,发现至少有9500多名医生涉嫌活摘器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兼任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主任),在2001年至2013年的近12年间,是负责中国器官移植的掌门人,推动了大批医院成立器官移植中心。自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到2007年初,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器官移植中心的数量从150家攀升到600多家。就连原本以传统中草药医学技术为主的小医院都开始大量的开展器官移植手术。这些医院的公开数据显示,从2001年至2006年几年期间,单是肾移植数量就高达3万多例次,相当于1999年前40年的总和,中国器官移植业呈现出反常的“大跃进”现象。

作为一名移植医生,黄洁夫在2013年3月对《广州日报》说,2012年一年里,他主刀的肝移植数量高达500多例,其中只有1例是“首例自愿捐献的肝脏”。黄洁夫也曾对澳洲媒体表示,他只关心如何将器官移植到他的患者身上,不关心器官从何而来。2015年周永康落马后,黄洁夫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 “(器官来源利益链)变得肮脏,变得说不清道不明,变成了一个为什么特别敏感、特别复杂的区域,就是这个禁区。这(器官)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器官移植)做了多少也是秘密,那这样的,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一笔糊涂帐,是多少你不清晰”。

黄洁夫在掩盖活摘器官上扮演着中共的代言人和操盘手的角色,他曾任职的医科大学下属3家医院,都有医生承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06年5月22日广西民族医院医生卢国平在回答追查国际调查时,反复提到自己的同学,也就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缪(miào)医生有大量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2015年6月30日,广州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外科韩医生接听电话。韩医生对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库、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两次表示肯定,还承认是因为江泽民下令,医生才敢做这样的事。

在中国很多医生为了升职、提干,把自己做过的手术整理成论文发表。截至2016年,追查国际整理、分析了来自中国所有省和直辖市的200多家医院的300多篇有关器官切取的论文。论文中对“供体”的性别、年龄、生前健康状况和死因的描述,对器官切取步骤、摘取器官的冷缺血、热缺血时间、以及器官移植手术实施时间的描述等,从医学专业的角度反映出相当大比例的器官供体在被切取器官的时候仍然是活体。

另外,在2023年初的新一轮电话调查中,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移植科主任王新表示,他们储备了好几个O型血和A型血的器官。有医学常识的人清楚,器官是不可能储备的,要等捐献的病患抢救无效死亡,才能临时摘取器官进行移植。这位医生不经意透露了大量器官移植手术背后藏有一个活体器官库。

2.3 移植中介、目击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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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军队、医院、法院这些机构,大家想到的是他们会保护民众,但残酷的现实是不少人为了利益而出卖良心。2007年追查国际的调查员以替家人朋友寻找移植肾供体的身份,接触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7医院肾源中介经纪人陈强,前后交往时间长达几周,累计谈话时间几十分钟。调查的录音证据中,陈强特别强调他们是官方、警方、监狱一条龙地运作,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甚至可以提供法轮功学员供体身份的材料。

对于活摘的调查,比较难的就是现场目击证人的取得,冥冥之中有天意,追查国际获得了几位目击证人的证词。2009年,辽宁省锦州的一名持枪警卫,对追查国际披露,2002年4月9日,他亲眼看到两个军医,在沈阳军区总医院15楼的一间手术室里,将一名30多岁女性法轮功学员的心、肝、肾器官活生生的摘走。他说:“手术刀在胸脯,一刀下去,血是喷溅出来的。当心脏的血管剪动一下,受害者就进行抽搐……。我端过枪…进行过实弹演习…也见过很多死尸,但当时的场面,惨烈的让人不忍直视。我大声骂那些参与活摘的人,你们还是不是人?之后被公安局政治部主任找去谈话批评,说公安素养不够。”

此外,2022年7月25日,日本经济评论家菅(jiān)原先生向追查国际表示:2007年他的朋友得了肝癌,是晚期,唯一的希望是肝脏移植,由于日本的法律严格,移植的可能性不大,只能考虑去国外。他们做了研究后,发现价钱最便宜,移植最快的方案就是去中国。菅原先生他们通过器官移植中介,联系到北京的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科,手术当天医生介绍说:“提供器官的人是一个叫做法轮功的团伙的成员,他就在患者的隔壁病房。”菅原先生看到里面是一个20岁左右非常年轻的男子被打了麻药,处于昏睡中。医生说把供体的手和脚的肌腱(jiàn)切断了,这么做一是为了防止他逃跑,二是人在害怕紧张的时候,身体会蜷缩,影响器官的质量。

2.4 受害者证词

像活摘这样的悲剧,在场的人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加害人。受害者几乎无人生还,而加害人也不可能公开自己的所作所为。2023年7月17日,追查国际发表了首位被活摘的人临终前讲述自己的经历。她是一位46岁的女性,名叫张秀琴,山东莱州人,1997年到哈尔滨工作。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她因讲述法轮功真相,多次被抄家绑架、劳教2年、判刑3年半,被迫流离失所。2018年底,张秀琴再次被绑架后遭到多种酷刑折磨,甚至被强奸。半年后被转移到哈尔滨211军队医院,被活摘了一个肾,其它主要内脏也被剖开查看,因迫害严重受损不能用于移植才没被摘除。

还留有一口气的张秀琴,在弥留之际向为她善后的医生讲述了她的亲身遭遇,包括她被酷刑、虐待及中共系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她请求这位有良知的医生把真相传递出去。因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都是在隐秘下进行的,外部的人,体系以外社会上的人无从知道。医生感动于这位奄奄一息的弱女子的勇气、毅力和慈悲,答应把她临终前的证词录像。张秀琴临终留下了这段证词:“当大家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我肯定已经不在人世了…请你们记住,我就是被中共活摘器官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弟子…这就是中共一直不敢承认的活摘器官…让这样的邪恶的毫无人性的罪行早日曝光!让所有的罪恶不再继续!…希望我的死能唤醒世人的良知!”

追查国际近20年的调查表明:中国军队医院、武警医院广泛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150多家部队医院中,绝大部份都开展了器官移植,而且器官移植数量惊人,成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力(一些地方医院也参与),活摘器官是中国军队(总后勤部)管理的血腥产业。

3.尸体加工厂、现场心理研究中心、脑死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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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器官移植都是世界难题,主要在于没有充足的供体、器官配型困难、器官存活时间短和对供体要求高。在国外做肺移植一般需要等待1.5~2年,肝约需等2年,肾约等3年。而《凤凰周刊》2013年11月报道《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指出:“过去10年器官移植旅游在中国兴盛,器官几乎随叫随到,换肾跟买猪腰子一样容易,无须等候、快速配对。”将器官移植到富有的外国客户身上,这是一个肮脏但可以衍生巨额利润的行业,每年可以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2012年2月6日傍晚,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化装成老妇人,携带大量中共高层秘密资料,闯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申请政治避难。他称自己掌握了上司薄熙来的很多犯罪证据,包括薄熙来和英国商人海伍德的利益关系、及薄谷开来和周永康利用政法委控制的中国公安系统的资源,进行器官活摘等。

3.1 尸体加工厂

1999年8月,江泽民到辽宁时,对当时的大连市长薄熙来非常明确的表示:你对待法轮功应表现强硬,才能有上升的资本。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知道后,马上给薄熙来出主意,大连只有在迫害法轮功方面“脱颖而出”,薄熙来才能“鹤立鸡群”,获得晋升的机会。随后,薄熙来在大连扩建和新建大型监狱和劳教所,专门用于关押全中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为活摘器官及尸体加工厂提供大量的人体来源。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密令下,可以不遵循任何法律和伦理为所欲为。

大连当时是活摘罪恶发生最早和最严重的地方,1999年和2000年,薄熙来先后批准成立了世界最大的两个制作人体标本的工厂——哈根斯生物塑化(大连)有限公司和大连鸿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两家工厂分别由德国人冯·哈根斯(Von Hagens)和他的学生(隋鸿锦)设立。哈根斯发明了一种生物塑化技术,是将人的遗体扒了皮,注入塑胶做成人体标本。加工后的尸体标本被摆放成不同的造型,用于世界各地巡回展览,截至2006年的短短几年已为哈根斯赚到10亿多美金。哈根斯公司曾对媒体表示,把尸体工厂选址在大连,是因为有“政府的支持”、“优惠的政策”和“充足的尸体来源”。

除了用尸体展赚钱,贩卖器官标本的利润也是非常丰厚,​​一具完整人体标本卖近7万欧元(当时的汇率约合70万人民币)。为了顺利出口尸体标本,谷开来与英国商人海伍德在英国开了家合资公司,后来因谷开来与海伍德分赃不均而导致海伍德与薄家翻脸。

薄熙来因残酷迫害法轮功而获得江泽民的赏识,从大连市长升到辽宁省省长,之后到北京任商务部部长,成为江氏集团选定的“接班人”,江的算盘是把薄熙来扶持成中共总书记。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多行不义必自毙,王立军事件后,大连的尸体工厂再次成为热门话题,谷、王、薄参与活摘器官与尸体贩卖的黑幕逐渐浮出台面,2家尸体标本厂人去楼空,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

3.2 现场心理研究中心

古人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王立军在2003年5月至2008年6月任职辽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大批抓捕法轮功学员,上任不到一年后,毫无医学背景的他却建立了“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并担任该中心的主任,该中心的研究目标是如何取得“更新鲜的活体器官”。

在医学层面,器官离开人体后细胞会死亡,一个人心脏停止后,其器官若不马上处理并存放在超低温的特殊培养液中,15分钟后器官就不能再用。肾脏的冷缺血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肝脏不超过15小时,心脏不超过6小时。

2004~2006年2年多的时间里,王立军和他的研究中心使用了几千个活人做实验,发明了新配方“器官保存液”,目的是让被摘除的器官保存时间更长,方便器官的买卖与牟利。毕业于美国西奈山医学院病理专业王文怡博士表示,这项所谓的“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其实就是活摘器官的一个过程。

据“追查国际”公布的电话调查,锦州解放军205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现退休)陈荣山,在电话中承认与王立军的“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有过和合作。当被调查员询问“移植供体里头是否有法轮功人员”时,他回答说:“那都是经过法院的。”承认他们的移植供体来自法轮功学员。

3.3 脑死亡机

王立军还有一项让人匪夷所思的专利,叫“原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脑死亡机),这个机器是用一个圆形的金属球直接锤击脑壳形成的冲击波,穿越头盖骨到达脑部,让人瞬间脑死亡,却在一定时间内维持呼吸和心跳。

王立军发明脑死亡机的主要原因是:人脑死亡后,身体的其它器官还在正常运作,是活体器官,更适合摘除器官做移植。另外,从被脑死亡的人身上摘除器官,可以减少移植医生和警卫的心理负罪感。

王立军是谷开来、薄熙来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讨好江泽民与周永康,而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主要执行人。2009年底,追查国际公布了一位曾在王立军手下任职的警察的证词,他说王立军下的命令是对法轮功“必须赶尽杀绝”。

4.人权律师、检察官、记者的调查

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皇家检察官大卫·乔高组成的独立调查组,在2006年7月首次发表了《血腥的器官摘取》研究报告。

2016年6月,麦塔斯、乔高与中国问题专家兼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联合发布了《血腥的器官摘取》及《大屠杀》更新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每年约为6万~10万例,从2000年到2016年可能高达150万例;而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这份报告基于对中国数百家移植医院的调查,引用了2,300多条参考文献,取材包括媒体报导、大陆官方宣传材料、医学期刊、医院网站、以及大量被删除的网页存档。报告对大陆移植医院的器官移植手术量、病床周转率、移植专业人员数量、技术培训、政策法规、政府资助项目等进行了深入分析。调查发现,中国的器官移植具备“按需移植”的特征,虽然缺乏有效运作的器官捐献系统,却一直有着充足的器官供应。

2016年《中国日报》报导,肾脏移植手术的价格是4.6万美元,肝脏为9万美元左右,心脏约15万美元。不言而喻,活摘器官的巨大经济利益不仅能维持迫害,还吸引全世界的人为了活命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大卫·麦塔斯说:“我们的所行决定了我们如何为自我定位。如果漠视法轮功学员的困境,我们其实正在侵蚀着自身的人性,把我们变成自私冷漠的人群。”

“每个人都应立即采取行动,制止共产主义暴行蔓延。因为当有人想来杀你、取你的器官时你会反抗,但到这一步已经太迟了;你要制止这件事,就得在他们到你身边之前出手。”

5.国际社会立法

大法官休尼特曾说过的,“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随着活摘真相在全世界的曝光,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后,选择了正义和良知。各个国家通过立法,阻止非法器官买卖的交易。

2008年,以色利通过《器官移植法》,禁止在以色列和国外出售、购买和交易器官。

2010年,西班牙修订刑法,打击器官移植旅游和器官贩卖。

2014年7月9日,欧洲理事会通过了《欧洲委员会反对人体器官贩运公约》,认定贩运器官属于刑事犯罪,并要求惩罚犯罪者。

2015年,台湾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正案,禁止台湾民众接受非法器官移植。

2016年12月,意大利议会通过立法,对任何非法出售活人器官者处以严厉制裁和监禁。

2022年,英国通过《健康与护理法案》修订案,禁止前往中国和其它国家进行商业器官移植旅游。

2022年,加拿大修订刑法,将在海外移植未经许可的器官视为刑事犯罪;并修订了移民及难民保护法,即不接受非法器官交易参与者以移民或难民身分进入加拿大。

2023年3月27日,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2023年制止活摘器官法案》。这一法案目前有待联邦参议院表决通过和总统签字后生效。

6.你我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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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场惨无人道、旷日持久、波及千千万万善良百姓的屠戮,有的人竟然因为被迫害者是法轮功学员,而选择在没有任何调查的基础上一味地盲目否认活摘的事实,不相信本身就是这场迫害得以发生和继续的巨大保护伞。“追查国际”的医学博士李祥春曾说:“在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很多人袖手旁观,事情一直持续后,中共用来对付法轮功的手段也会用来对付其他人。其他人也会有这样的危险,会被抓去活摘、会被失踪什么的。” 事实已经证明,中共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于移植作为资本,打造出一条比贩毒、贩卖军火更赚钱的庞大的血腥产业,这条产业链已向全社会蔓延。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人与禽兽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有良知。那些被卷入这场迫害、主动或被动参与其中的移植医生和公检法司人员,这些“功臣”们却无法消受巨大血腥后面的“功成名就” 之“福”。

2007年5月,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著名肾移植专家李保春因抑郁症跳楼身亡。

2010年3月,南京“肾移植教父”黎磊石跳楼身亡。

2013年10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肝脏移植主任姜旭生割颈、剖腹自杀。

2021年2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臧运金跳楼身亡。

这些医生都因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被列入了追查名单,他们曾患有忧郁症。心理学上的忧郁症不同于正常范围内的情感脆弱或暂时的心情不好,它是一种由生理及心理精神因素所致的疾患。换言之,就是身上器官什么都没坏,但是受到看不见的冤债因素的强烈左右而失去精神自控能力,趋向选择死亡的想法,虽然并非本愿,但不由自主的被看不见的因素引导着要这样,正如民间所说的:自古机深祸亦深,休贪富贵昧良心。檐前滴水毫无错,报应昭昭自古今。

真心的希望那些了解活摘情况的医生和公检法司人员,能鼓起勇气,智慧的把事实真相讲出来,为自己的未来赎罪。《道德经》中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相信总有一天,你我会懂得“善良比聪明强大”的道理,做一个善良的人,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才是真正的强大。每句善言,都在主持正义。每个善举,都在救人修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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