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警半年发1.6万枚催泪弹 港民谈恐怖经历

港警半年发1.6万枚催泪弹 港民谈恐怖经历

2019年11月10日,在香港荃湾警察向记者群、民众、商场、通道发射多枚催泪弹。(余天佑/大纪元)
 

港警自6月9日反送中游行开始,半年里共发射了1.6万枚催泪弹。香港民权观察批评警方,此规模有如军事行动。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陈竟明表示,警方使用催泪弹不正确且过量,同时改用中国制催泪弹及不公布当中成分,更令市民担心。

据香港警方公开数据,自6月9日至12月9日,港警半年里共发射约16,000发催泪弹、约10,000发橡胶弹、约2,000发布袋弹及约1850发海绵弹,即平均每日发射约90枚催泪弹。民权观察成员王浩贤表示,此规模犹如军事行动。

港警半年发1.6万枚催泪弹 港民谈恐怖经历

港警半年发射的催泪弹数量之多,如同一场战争,前三名单是放弹量作多的分别是:围堵理大、中大对峙及10.1国殇。(网络图片)
 

犹如对平民的军事行动

王浩贤说:“你见到发射1.6万枚催泪弹?这个规模犹如军事行动。为何《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催泪弹被禁止在军事行动中使用?

他介绍,正因为催泪弹是化学武器的一种,而化学武器会造成无差别攻击,会令许多无保护装备的无辜市民受害,才被禁止在军事行动中使用。

他说:“在双方交战的时候,军队自己会配备保护的装备,但对平民来说没有,他们不会有抵御化学武器、保护自己的装备。而在过去我们也见到,(警方将)催泪弹射入民居、射入屋子,这明显是鲁莽、错误的。”

虽然催泪弹被定为非致命性化学武器,但生产商都强调,不可以在室内使用催泪弹。只有在空气流畅的地方使用,才可以被称为“非致命性化学武器”。欧美的生产商在使用指引中,提议要在空旷地方及有足够逃离时间的情况下才可以用。

王浩贤说,香港警方不断违反生产商及联合国使用指引,除了在地铁站内发射催泪弹,将催泪弹射入民居内等外,还包括从高楼向下射催泪弹,平行发射催泪弹等等,“在香港这样一个人口密集的环境,香港警察仍然这么大量地使用催泪弹,其实是对人权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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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2日,港人“三罢”行动。防暴警察在香港中大发射催泪弹,学生进行校园和2号桥保卫战。(宋碧龙/大纪元)
 

催泪烟入屋 㓥房户母子流离失所一个月

香港旺角是警方密集使用催泪弹的重灾区之一,许多市民深受其害。旺角一名单亲妈妈说,警察不断施放催泪弹,导致她咳出黑块,5岁儿子出疹,母子俩有家不敢回。住在弥敦道的梁女士说,催泪烟和枪声让她很恐惧,7月至今不能入睡,“有时觉得生无可恋。”

高达1.6万枚催泪弹落在香港弹丸之地,刺鼻硝烟弥漫全港各个角落,香港被指已经成为大型毒气室,令香港各个区的民众都经历催泪弹烟雾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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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6日,㓥房母子召开记者会,控诉警方在旺角滥发催泪弹祸及街坊,致使他们流离失所已一个月。(韩纳/大纪元)
 

12月6日,旺角南区候任议员朱江玮接获一名住在狭小房间的单亲妈妈高女士的求助,高女士和5岁儿子原本住在面向旺角西洋菜街一个不足100呎的狭小房间里。

11月9日,警方在旺角再次无视居民安全,滥放催泪弹,高女士和5岁儿子身受其害。凌晨两三点嗅到催泪烟,高女士虽然已立即关掉冷气机,但房内残余的催泪弹味道令她极其难受。她声泪俱下地说,“当时我喘不了气,同时胸口很痛。”

次日,高女士趁政府宣布停课,带儿子离开住所,在外流浪,前后换过4个居所。她说:“到处借地方住,我和儿子流浪差不多一个月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好。”她儿子在旺角读书,在外寄居后,上学交通时间加长,有时会迟到,儿子因此十分难过,更是叫她伤心。

母子曾一度离开香港回大陆躲避了几天,回港后寄居朋友在屯门的家,一次回旺角住宅取物件途中,母子又在旺角警署附近吸到催泪烟,当时两人没有任何防护。

事后,她儿子背部至大腿出红疹,久久未消,她自己也一直咳嗽,有时更咳出黑色块状物,“儿子出红疹,小朋友这样,作为一个母亲,我很心痛。在家里吸到那些味道,我的鼻子很敏感,喉咙不舒服,咳出黑色块状物,有一到两个星期。”

她过去一个月试图搬回,但发现屋内残余的催泪弹味道仍然无法忍受,“怎知回去后的味道仍然攻鼻,很不舒服,不到半个小时,舌头就感觉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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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2日,香港继续“三罢”行动。警察从旺角荔枝角道一直向前推进,过了阿阶老街,一直向油麻地方向继续推进,在推进期间狅发催泪弹。(余天佑/大纪元)
 

受催泪烟困扰 梁女士称生无可恋

另外一位旺角街坊梁女士住在弥敦道,面对汇丰银行总行。他同样受警方施放催泪烟及开枪噪音困扰,7月至今都“无法睡觉”,巨响声使她感到恐怖。只要外面发射催泪弹,窗户、风扇、冷气全部都要关上,整栋楼居民长期处于惊慌及烦躁状况。

她说,自己一直靠服食药物才能入睡,“有时觉得生无可恋。很多住户都有情绪和精神问题。”街道上商铺持续休业,防暴警察每日进驻社区,令人感觉“好像世界末日一样”,但基于经济能力,她暂时未能搬离现时住处。

油麻地小学家长表示,学校只由校工清洗催弹残余物,但是警从无公布成分,无法针对性使用清洁剂,根本难以确保有害物质是否已清除。家长C先生由于担心小朋友的安全,自行停课多日,复课后亦为小朋友穿长袖衫,督促孩子不要胡乱触摸设施,但仍然感觉十分不安,因为小朋友表示有5个男同学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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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6日,警察在旺角亚皆老街染布房街发射催泪弹。(余天佑/大纪元)
 

协助他们的旺角南候任区议员朱江玮说,“但政府到现在为止的做法都是令市民失望,公开催泪弹成分这一最基本的事情,政府都没有做到。”他呼吁所有受到催泪弹影响的居民和商家都站出来,向政府和警察索取赔偿,并促政府加强社区外墙和建筑物催泪烟残余物清理。

旺角南候任区议员朱江玮表示:“无论如何我们都会争取赔偿,因为警方对于发放催泪弹气体的指引已经完全没有限制,例如什么时间、怎么发等。我们希望在区议会层面推动研究和跟进。”

2万人参与“吸吸可危”集会 抗议催泪烟祸港

12月6日晚,2万港人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参加“吸吸可危”大集会,有医护专家、化学博士、抗争者、家长代表等共11名不同界别嘉宾上台分享,唤起公众关注催泪烟的祸害。民间记者会成员当晚首次现身公众集会,并公布催泪弹后遗症问卷调查结果。

发言人表示,从11月29日的72小时内在网上收集了17,819份问卷。结果发现,吸入催泪烟后,出现最多的不良反应依次为咳嗽、呼吸困难和皮肤痕痒。以受访者出现症状平均数量为计,深水埗及大埔居民并列第一,油尖旺及观塘排第二,黄大仙及元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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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6日,香港中环爱丁堡广场,吸吸可危集会。民众手持着stop tear gas标语。(宋碧龙/大纪元)
 

民间记者会发言人说:“香港受访者(吸催泪烟)事后平均出现肚痛及腹泻的症状,比率为14%~16%,外国的文献报告的数据显示,只有平均不多于5%,也就是香港在这方面的受害率,是高于外国足足三倍。更甚者,每200名受访者中就有5~11人出现咳血、泻血甚至尿液颜色变异常等等,是种种外国研究报告中极少见的症状。”

他认为上述异常与催泪烟燃烧时释出的山埃有关。医学报告指,吸入过量山埃可以导致咳血和泻血。

发言人表示,前线抗争者、记者及警察均属高危一族。他质疑政府至今不公布催泪弹的成分,是担心催泪弹的祸害被揭发后,警员会不敢施放,“城卫局局长陈肇始引诉警方的说法说,公开催泪弹的成分会影响警方的部署,到底什么部署?到底影响了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如果前线的警员得悉这些催泪毒气有多恐怖之后,会被吓怕,不敢随便发射。”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曾说,烧烤所释放出来的二噁英,比催泪烟更加多。化学博士K Kwong 在大会上公开反驳这种说法,“我向局长挑战,我闻5个小时的BBQ烟,局长闻1个小时的催泪烟,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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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7日,港民发起“追究警暴,连系穆斯林,守护民众,与记者同行”尖沙嘴集会活动。图为被催泪烟包围的记者。(余钢/大纪元)
 

中国产催泪弹究竟用了什么成分?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陈竟明表示,警方施放催泪弹是完全不适当的使用,“我们可以把催泪弹叫做‘化学武器’,这么近距离地射向人体,特别是对于婴儿BB、老人、孕妇等敏感接受者。比如哮喘病人,他对空气污染已经觉得呼吸不畅顺,婴幼儿也是。我觉得警方这些行动是不适当的。”

他还说,“比如射向人的头部,近距离发射,在室内发射。例如,有一个催泪弹被射入沙田一个民居内,事主到今天都不敢回家。”

陈竟明担心地说:“不知道国产催泪弹用了什么成分,有些可能连生产商自己都不知,比如纯度不高时,一些国产货说有ABC成分,但可能还有D成分掺杂在里面,这就比较危险,所以我和K. Kwong博士都有共识。它(政府)一定要公布成分。你公布成分,我们可以化验,你不公布,我们不知道该验什么。”

他说,除了催泪弹,水炮车发放的颜色水含有大量不同化学物品,也同样令人担忧;其中大量的化学物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可能十分深远。

港大化学系博士K. Kwong表示,催泪烟雾带来的污染,港人没人能置身事外,“绝对要公开成分,因为市民承受的不是一颗催泪弹,是很多颗,而且承受的人不只是黄色(亲抗争者)的市民,蓝色(亲政府)的市民在街上也有机会碰到。如果政府明确地告诉市民成分,人们相对会安心,只有人心安定,社会才能繁荣。”

 

文章转载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