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受害家属发起的二起索赔诉讼

中国第一起 中共病毒受害者家属索赔

2020年6月10日周三，武汉市民、中共病毒受害者家属张海，将四份诉状，寄往武汉市中级法院，就中共政府隐瞒疫情进行控告，要求其登报道歉，索赔近200万元。该案或成为中国境内第一起，中共病毒受害者家属索赔案。

中共病毒受害者家属，武汉市民张海表示，父亲是参与中共核武器项目的老兵，一月份摔伤，后住进武汉市中部战区总医院治疗。 1月20号手术后，张海父亲出现发烧症状，30号被告知感染中共病毒， 2月1日下午不幸去世。

中共病毒受害者家属张海：“父亲去世后我才知道，中部战区医院已经换了一个，专门的隔离区，收治新冠病人，我父亲住院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及我父亲，医院存在新冠病人，这个很危险的病情。”

张海认为，医院和当地政府对父亲去世负有责任，将武汉市及湖北省政府、武汉市中部战区总医院告上法庭，并索赔近200万元，同时要求其登报导歉：“湖北省当初掌握疫情的情况，但并没有及时公布出来，提醒大家，警示大家做好防范，导致后期给普通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包括我父亲，如果知道的话我肯定不会把我父亲送回来。”“这是特别恶劣的犯罪行为，所以我要坚决告他。”

张海说，他因状告政府部门遭到打压，感到非常气愤：“我要求追责，反而政府部门没有回应，还各种打压我。”“我公开发声的话，遭到各种打压，微信、电话、微博都被监控。”“我的观点是你是好的，是为民的，我就拥护你，你不是为民的，你是害民的，我就肯定要追你的责任。”

张海提供的信息显示，其顾问团的合作伙伴，也是主要参与协调律师和受害者咨询机构长沙富能发起人杨占青介绍，目前已有二十多为受害者家属咨询求助。不过，顾问团成员之一陈建刚律师担忧，“法院受理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死者家属会一步到位成为中共的政治敌人。”

武汉肺炎受害家属发起第二起索赔诉讼

武汉市民陈敏的父亲因新冠肺炎丧生，陈敏认为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及其下属职能部门卫健委故意向公众隐瞒疫情真实讯息，释放假讯息，麻痹公众，致使她家人放松警惕，疏于防范，是导致新冠肺炎大范围传播的主要责任人，一方面造成她父亲感染，另一方面由于前期大面积感染造成后来医院感染病人暴增，造成她父亲入院难，住院后也得不到治疗和护理，故将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分别列为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起诉至法院。

她在上个月向武汉市中级法院邮寄了索赔追责的起诉状，并被法院签收。这是自“新冠病毒肺炎索赔律师顾问团”成立以来的第二起索赔追责诉讼案。

武汉市民徐女士回忆，父亲一向身体健康，今年1月中旬，他突然出现感冒症状。陈敏的父亲在1月10日开始发烧，最初以为是感冒，就在住处附近的武汉市青菱医院治疗，但一直没有改善。

武汉疫情受害者家属徐女士：“他第一次感冒去就诊打针的时候是1月16号左右。不知道人传人，我们只是在媒体上知道好像有传染病，至于是什么传染病也不知道。好像说是有肺炎传染病，但是过了几天政府辟谣说没有这回事。所以大家就都没放在心里，没当回事。所以我父亲当时感冒了压根就没想到会是传染病，然后就去社区的医院打针。当时大家都是没有戴口罩的，都没有防护。整个武汉都没有防护的，因为当时辟谣了么。”

在1月25日的晚上，陈敏父亲发烧得非常严重，陈敏赶紧带其到武汉市科技大学医院检查，做了CT和血常规，结果显示是病毒性肺炎，双肺严重感染。然后连夜赶到定点医院武汉市第七医院，排队等候了三个多小时后好不容易看了医生，医生看过CT后答复是高度疑似新冠病毒感染，而且已经双肺发白，属于危重患者，血氧90，在这种情况下，还被要求排队做核酸检测，拿到阳性结果后才有资格排队等待病床。

徐女士：“当时自己是没有资格去住院的，只有社区安排。我们打了很多次120求救，被拒绝了。”

1月26日，陈敏的父亲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采集了咽部样本，直到28日下午才得到结果，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1月29号中午，家人终于接到通知，可以将持续高烧的父亲送去医院。

陈敏的父亲被救护车送到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分院，因为没有空床，在医院门诊大厅等候了大半天，直到下午5点多才勉强安排了个走廊的加床，陈敏及家属不能去照顾，全都要指望医生护士。

陈敏从父亲那里得知，因为病人爆增，医护人员根本就不能照顾，三天基本都是没有吃东西，更别说吃热的了，人清醒的时候能吃点冷饭菜就不错了。另外，由于一个护士要管30多个人，病人很难得到护理，陈敏父亲戴着吸氧面罩想上厕所都没有办法，大小便只能在床上，也没有人换床单，陈敏现在想起来仍然非常痛心。

1月31号，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2月2号凌晨，噩耗传来。

徐女士：“结果到了2月2号的凌晨3点半左右，就接到医院电话说，父亲病逝了，走了，说是抢救无效，多器官衰竭。我们去的时候只是办理一些相关的手续，人当时都已经打包了。”

陈敏说，最重要的是，医院除了吸氧根本没有其它的治疗措施，这也是她父亲加速死亡的原因之一，就连自费买的球蛋白送进去都延误了两天，到住院的第三天即2月1日才开始打，打了两针，陈敏父亲就在2月2日凌晨去世。

医生病历上写的是抢救了两次，就是1月31日的那次抢救完了才跟陈敏打电话，要她去签字。陈敏说，2日凌晨走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抢救？怎么抢救的？这些都不得而知，全凭事后补写的住院病历，这些都被医院以人手不够搪塞过去了。

“新冠病毒肺炎索赔律师顾问团”的合作伙伴杨占青一直参与协助新冠受害者及家属维权，他表示: “他这个案例也是非常典型。就说明了前期政府它隐瞒这个疫情。普通的民众根本不知道疫情已经蔓延那么厉害。知道这个信息之后呢，已经是感染都已经快半个月了，其实就非常严重了。但在那种严重的情况下也没有可用的医疗资源。另外呢，政策上（当局）它会设置一些门槛，比如说必须核酸检测阳性才能够有治疗的机会，所以就导致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治疗。” "就是他们到医院之后基本上就没人管。甚至连上厕所都没人管，大小便都在床上。所以其实就是白白等死。”

杨占青表示，目前在维权的受害者基本都是在政府公开疫情信息之前感染的，所以他们维权动力很大，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家人死得太冤枉、太不应该。但受害者家属的顾虑越来越大。由于武汉警方和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一方面污名化杨占青是反华势力，不让受害者家属和他联系，但这些受害者家属又急需法律援助，在找不到援助律师的情况下，这些受害者家属不得不通过杨占青求助顾问团，仍希望能有机会给家人讨个说法。所以，这些受害者家属在维权中态度摇摆，顾虑很多，很可能今天决定起诉，第二天又不打算起诉。

陈敏也是犹豫再三后决定维权的，好不容易付诸行动，递交诉状后却不敢通报传媒，担心被警察找麻烦。后来估计是起诉后发现没有任何部门回应她，实在没有希望才决定曝光给传媒。“传媒的曝光对当事人来说是双刃剑，曝光后地方政府官员会极尽骚扰威胁手段，胁迫当事人放弃维权，若当事人不放弃，地方政府就设法沟通，早日解决，所以很多时候，当事人的维权是否有进展，在于地方官员良心和当事人承压能力。若不曝光给传媒，估计真的没有人在乎她是否起诉。”杨占青说。

徐女士在7月20号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武汉市中级法院邮寄索赔追责的起诉状，在7月21日，该起诉状被武汉中院签收。

徐女士：“自己这种悲愤、愤怒。我父亲就这样走了，最后一面没有见到，然后连葬礼也没有一个。人突然之间就这样走了，我觉得我受不了。我觉得他们应该对这个事情要负责任。它主要就是没有告知群众，这就是它最错误的地方。如果它告知了，我们就会采取措施，但是你没有告知我，我们都是在无知的情况下被感染的。”

文章转载自新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