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红领”群体的特色
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公务员”阶层成为中国的“红领”群体。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群体，不但包括党政军官员，还包括依附于这些“红领”的寄生群，比如秘书、司机、保镖及小蜜一类，再加上挂靠在各级部门里的编制外人员，至少有7000多万人。中国《公务员法》界定，“公务员”大部分是“党政干部”，包括了党、政、群三大系统。
一、“红领”群体的特殊性
中国“红领”群体是“财政供养人员”，由国家财政支付个人收入和办公费用以及福利待遇。这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党政群机关人员，主要供职于党委、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机构。 2、各类事业单位人员，供职于教育、科研、卫生等诸多领域。 3、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目前规模约为5000万人，按照8万亿财政收入的44%，分配给5000万“财政供养人员”，每人年平均供养金是70400元人民币。
但是，在一个正常国家里，政党不是由纳税人养活的，包括执政党。中国“红领”群体享受 “三公消费”（党政机关的公费旅游、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央视《新闻1+1》节目透露“三公消费”已高达一年1.9万亿，占行政开支的60%。党政官员少的一年花数万公款，多的一年上千万元，政治局常委一级就更多了。国库就是党库，就是私库，早已常态化了。这在国内习以为常的现象，在国外却显得极不正常。美国驻中国大使上任时无随从，自肩行李，坐经济舱，都是很正常的事。
就连攸关人民生死的医疗资源，也被“红领”权贵霸占。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调查报告》称：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服务于850万党政干部群体；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疗养院，每年开支约为500亿元，而无钱就医的人只能瞪着眼睛死去。
社会分配与福利向“红领”群体严重倾斜，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主要覆盖党政人员；政府财政收入有58％用于供养党政人员。而且，大批党政军“红领”贵族垄断了暴利行业：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他们财富的积累通过：股市、房地产、资源型企业和金融行业，尤以房地产对民众的掠夺最为严重。据统计，2009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超过1.5万亿元，比全部国有企业交的税还多，不少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已经占地方财政收入50%。
二、中国“红领” 取之于民用之于党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集团，它提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党的利益就是“红领”权贵的利益。中共树立了世界上最典型的“党富民穷”的样板，它的政策一贯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党”。中国知名的财经教授郎咸平讲：中国企业交的直接税加上间接税，占税前利润的70%，政府2011年向个人抽的税高达平均所得的51.6%，是世界和中国史上最重的税率。政府征税原则是让民众在税后的收入尽量维持温饱水平，收多了民众没饭吃会造反，收少了政府不甘心，最好是让人饿不死也富不了。
中国是世界上税赋最高的国家，中小企业各种税费加在一起，约占企业收入的50-70%。此外，还有各种隐形税赋，普遍感到“税好算，费难缠。”，所以企业主只能压低人员工资来降低成本，这是员工贫困的一个因素。中国政府有的部门进行有偿服务、吃拿卡要、以罚款创收等等；高速公路的高收费和乱罚款也是一种暗税。
据《2005年世界卫生报告》，在各国卫生总费用中，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80-90％，中国政府只负担了17％，名列全世界倒数第四位。中国卫生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2.7％，而印度为5.2％，美国为13.7％。中国每年有50％的人看不起病，30％的人住不起院。但是，众多穷国如印度、古巴、朝鲜、苏丹、缅甸、布隆迪，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
世界发达国家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 因为公民纳税后享受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水平很高，相当于交的税得到了返还。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人为42％，英国为49％，加拿大最好达52％，中国仅占8％。日韩、欧洲、北美政府的行政运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中国是46％，是民主国家的几十倍。
中共国名义税负低，实际税负更高。老百姓纳税之后，政府提供的福利很少，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因为中共国的收税从未经公民授权，是非法征收，纳税人无权过问税收用途，政府不受民权制约和监督，这本身就是纳税人的痛苦根源。
中共国很多普通民众是“零福利”，实际收入增幅很低，还要自付教育、医疗等费用，多半人没有养老保险。世界经合组织公布的全球 41个国家生活质量调查报告中，中国的 “生活满意度”排名倒数第一，丹麦、加拿大 和挪威位居前3名。中国民众总是在“被增长”及“被幸福”中倍感痛苦。
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是一个中高收入国家，贫困线标准应该是“每天5.50美元”，按照这个标准，大约80%到90%的中国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但是中共政府的贫困线标准约为每天2.25美元。总理李克强说，中国6亿人一个月只有1000 人民币的收入；长此下去，底层百姓不造反吗？大国围堵，疫情蔓延导致经济停摆，经济红利减少，如何维持中共党的统治？所以中共划了一个“共同富裕” 的大饼，实际就是“穷帮穷”，要求个人和民企捐款，开始割韭菜。
三、“共同富裕” 不涉及“红领”贵族
中国“红领”贵族最富有， 据中共五个部门的统计，截至2008年3月底，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91%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 20450多亿元。这些都是公开的数字，“红领”贵族更多的私人财产是灰色的，他们在国外的财产更是无法统计，据“维基解密”网站称，中国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5000个帐户，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员。部级以上和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几乎人人有份。但是，他们不带头捐款捐物，更不公布自己的财产，根本不参与“共同富裕”。
在中共国，“红领”贵族也没安全感，他们的生命财产也得不到安全保证，所以他们积极移民海外并向西方国家转移财产。时事评论家章天亮粗略估计，中共权贵集团转移到海外的资产高达10万亿美元，相当于70兆人民币！政经评论家袁弓夷也爆料说，美国正与多国调查来自中共高官在海外10万亿美元资产，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家族的海外资金大约有1万亿美元。据中共内部权威机构统计，截至2012年3月底，第17届中共中央委员会里204名中央委员中，187人有直系亲属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经加入所在国国籍，比例高达91%。 127名中纪委委员中，有113人亲属已移居海外。
由于中共国社会分配不公，美国成为人民向往的国家首选。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数据显示，过去30年间，总计有110万中国人获美国绿卡。 1978年至2009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为162.0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的总数为49.74万人。有资料显示，改革开放30年，移民海外人数450多万，移民人数稳居世界第一。可如果“社会主义好”，为什么人们都往“资本主义”国家跑？
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民众生活水平很低
世界经济史上最奇怪的事情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中国人生活水平跟不上。中国用代工商品换取美元，美元流入过多，人民币发行过量，长期处于高通货膨胀率，加上低工资政策，中国是高物价低工资。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民却享受到了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实惠，因为中国商品大量低价倾销美国等西方国家，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工资收入高，就形成低物价高工资的格局。
中国民众享受不到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而民众的缴费额却高得惊人。五项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准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50%，这个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的2.8倍，是香港和台湾的4.6倍。
中国90年代末，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长期以来形成的就业、收入、住房、交通、教育、退休等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瓦解，当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城市低收入与贫困人口便快速增加。中共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常年在4%以下，但实际失业率最少在20%以上，代表着中国有2亿人失业。但就业从来不是中共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国走的是与市场经济国家相反的道路。
中共政府从老百姓手中搜刮的钱太多了，钱花不完就大搞面子工程。花几十亿元搞国家大剧院，花几千亿元举办历史上最昂贵的奥运会，花几千亿元举办历史上最昂贵的世博会，无偿为非洲国家、甚至为美国支付场馆建设费。各地县乡政府争相建几千万上亿元的豪华办公大楼，修十几万或几十万平米的大广场。甚至乡镇政府或村委会也大建办公大楼及宽阔广场，全世界的豪华办公大楼加在一起，都比不上中国的多。
每年临近财政年度之末，各级政府部门便突击花钱，用各种名目把剩余的钱赶快花掉，为了获得更多的新一年度的财政拨款。花不掉的钱宁愿浪费掉，也绝不给纳税人退些税、分点红。但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却承受着巨大损失。中共央行注资冲销银行烂帐，上市圈钱，超发货币，增加通胀，榨取股民，民众的财富大幅缩水。
五、中共国是一个吸血型社会
中共国是吸血型社会，中共是附在人民身上的吸血鬼，不靠压榨国民，吸取国民身上的血液营养，它绝对活不到今天。中共党组织附体中国全社会 ，行政成本“世界第一”。从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中国人不但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
据《上海证券报》2006年报导，前中共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说：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现在这么多人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滋长了官僚主义。
据陆媒报导，中共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冬玉在两会上提到，中国政府行政成本高。她举例说，某县2019年常住人口3.02万，地方财政收入3,661万元，财政供养人员6,000余人，财政供养人员比重为1:5。这就是说，中共国 5个老百姓供养1个中共官员。 2005年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史无前例，令人堪忧！”
你可知道，国外公务员与老百姓的供养比例是多少吗？美国的官民比例为1:700；欧盟的官民比例为1:720；日本的官民比例为1:690；俄罗斯的官员比例为1:330：印度的官民比例为1:520；非洲的官民比例为1:350。美国最低一级的政府就是县市政府，大约有7-8名专职官员，包括市长、议长和法官，其余官员均为兼职或业余官员。若中共垮台后，中国实现民主，百姓也只需养很少的官。
六、共产主义理想是骗人的鬼话
中共搞“革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牺牲了数千万中国人的生命，其目的就是先用暴力将别人的钱财抢过来，变成“公产”，再用权力将“公产”化为私产，通过巧取豪夺使当权者成为暴富者。如今，中国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型的，底层的穷苦人占83%以上，而中共一党独裁，人民无法当家作主，更无权管理国家。
中国工人高失业率，有2亿人没工作，有8千万左右的“三无”农民（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而夺去他们土地的是中共政府。这些事实完全否定了中共革命的正义性及政权的合法性。
中共为了维护极权统治不择手段，一手谎言、一手暴力，不断给人民增添痛苦，也不断给自己添加罪恶。古语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面对纷繁多变的世事，凡事更要三思而行。若只听中共宣传的一面之词，就不可能正确判断是非对错，还会在盲从之下为自己带来生命危险。
现在已有越来越多人拒绝中共、远离中共，抓紧时间声明“三退”，用真名、化名或小名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目前，声明“三退”的中国人已超过3.8亿，不论高官还是百姓，洞悉时事、深谋远虑的中国人都在觉醒，他们知道解体中共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三退不仅能自救、 更能救子孙的性命，救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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