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种子】从阳明山扩及北台湾
（接前文）
建立全台第一个炼功点
回到台湾后，郑文煌到医院复诊，发现原本布满胆囊的结石竟全都神奇消失。“那个石头怎么不见了？”医师不可置信的看着X光片子说。郑文煌很高兴的告诉医生这趟大陆行。百思不得其解的医生也只能嘱咐郑文煌：“如果有什么不适，记得回医院检查。”
对郑文煌而言，这趟广州行，身体所亲历的巨大变化，仍远不如心灵所受到的激荡。
一九二三年出生在中国大陆的郑文煌，年纪轻轻就加入国军跟随国民政府抗战，经历了抗日战争，历次国共内战、古宁头战役等。一九四九年随着国民政府来台，不久即从军中退役，改做房屋漏水修补工程的生意。原本脾气不好的郑文煌，对子女的教育仍不改军人作风，让子女们敬而远之，而他也不以为意。
这次在广州期间，一位大陆学员拍拍郑文煌的肩膀跟他说：“老弟啊，你都没修心性！”他一下醒悟没修去自己的坏脾气，经常动怒，然后骂妻子、骂子女，实在不应该！他说：“心性没提高，功不长，身体当然无法净化，当然得病啊。”
回台后，郑文煌开始注重心性修炼，他的改变，妻子感受最深：“以前都是我服侍他。他回到家，要帮他脱袜子、倒茶。广州回来后，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反而是他泡茶给我喝，完全相反了！”
他的女儿郑惠文回忆说，从广州回来之后，爸爸开始有了笑容，冷若冰霜的扑克脸融化了，不但变得会替别人着想，跟妈妈还会开起玩笑，简直脱胎换骨。她说：“爸爸以前很难亲近，我们小时候看到他就是赶快闪人，亲子关系是疏远的。后来发现不一样喔，家里就变得融洽了。”
“世间像我这样被病痛折磨的人太多了……”何来琴想着；又看着自己家庭的变化；再加上北京学员经常来信鼓励：“你们一定要出去，把法传出去。”于是他夫妻俩决定行动，让更多人能从中受益。
但是该怎么做呢？他们仿效大陆学员的做法──到外面建“炼功点”。于是夫妻俩就在住家附近寻找合适地点。
一番寻觅之后，他们来到台北阳明山公园花钟附近，觉得这里环境不错，空气清新，还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市，视野好。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这天清晨六点半，何来琴与先生在花钟附近挂上女儿手写的“法轮大法好”横幅，打开录音机播放炼功音乐，开始炼功。台湾第一个法轮大法“炼功点”就这样成立了。
从山上到山下
在阳明山公园花钟附近的幽僻处，何来琴夫妇俩柔美流畅的动作，伴随悠扬的炼功音乐，第一天清晨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询问。而他们也依照李老师的要求：“不能收钱、不能收礼，完全义务教功。”
短短的期间内就有几十人陆续加入炼功的行列，有来自附近天母地区，也有来自松山、新店等大台北地区的民众。何来琴回忆：“来学的人也觉得很奇妙，他们很少上阳明山，可冥冥之中就觉得要来这里。”一名被炼功音乐吸引的民众，当他走进炼功点，随着比划法轮功第一套功法的动作“弥勒伸腰”时，一直以来无法伸直的双手，竟然伸直了，这着实让一旁的妻子大感讶异，因为这位先生肺部开刀后，平常穿衣都需妻子协助，而他还边炼功边说：“炼功真的很舒服！”
就如同何来琴夫妇所曾经历过的身体神奇变化，这样的事例在炼功点也屡屡出现。
现任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事长黄春梅，也是无意中加入阳明山的炼功行列。
自婚后就跟随先生从台南至台北定居，近二十年的全职家庭主妇生活，让黄春梅特别期待假日的家庭活动。一九九五年双十节，好不容易等到繁忙的先生有了假期，不料他却依然与客户相约打高尔夫球，负气的黄春梅因此独自到天母住家附近的阳明山走走。
走着走着，在山路的拐弯处，黄春梅看见三、四个妇人在炼功，她说：“我放下了伞，跟着她们的动作就比划起来了。”内向的她觉得功法十分优美，当时她就想学，然而害羞却让她不敢开口。
黄春梅说往常在公园看到人练功，不时的也会兴起想学的念头，但总是因为内向的性格，让她始终未曾得学。
而这次回到家后，黄春梅却异于以往的后悔自己没有行动。隔天，在相同的时间她又到了相同的地方，却没看见有人炼功。她狐疑的想：“我记错了时间吗？”于是，她决定在不同的时间再来看看。找了几天后，她终于又发现了炼功的人。这回她鼓起勇气向炼功的妇人开口了。于是妇人告知她何来琴夫妻炼功点的讯息。
那个周日，张清火开着车载着妻子上阳明山参加晨炼，到了阳明山却看不到有人炼功，因为怕迟到很着急，心急如焚。黄春梅看到旁边有一个卖菜的，她就过去问那个卖菜的：“听说这里有人在炼法轮功，是在哪里？”那个卖菜的手往台阶上一指说，在那上面。她沿着台阶上去，那时郑文煌正在跟学员讲话：“这个功法不只是要炼功，还要学法，修心性。”也正好是郑文煌跟学员在讲话，黄春梅就没有迟到，可以来得及跟大家一起炼功。
一段时日以来，他们夫妻就对打坐深感兴趣，也曾拜访寺庙想学打坐，却无缘入门。就这样，黄春梅夫妇也加入了炼功的行列，每逢假日的清晨就一起上阳明山的炼功点炼功。
集体炼功时，大家都是依照炼功音乐里李老师的口令而动，当时的三C产品并不发达，播放炼功音乐的收音机又大又重，一个礼拜就得更换电池。黄春梅夫妇俩眼看着郑文煌提着笨重的收音机，还免费义务的教大家炼功，心里过意不去，“我们就跟郑文煌说，我们买了收音机了，以后我们来提吧”
不久，黄春梅夫妇建议在天母公园建炼功点，郑文煌察看了天母公园环境后，同意建点。就这样，一九九五年年底，在天母公园成立了台北第二个炼功点。之后，郑文煌就两边跑，有时在阳明山，有时在天母公园炼功。当有新人来学功，有时郑文煌也会让黄春梅去教。虽然当时台湾还没有“辅导员”的概念，但是黄春梅也逐渐的负责起辅导新学员的工作，日后也成为天母炼功点的辅导员。
开办“九天学法炼功班”
一九九五年年底，阳明山上小小的炼功点挤满了三十多人，外加每日众多来探询学习的人潮，这些现象虽然让郑文煌夫妇十分高兴，但是也让他们意识到一个新的问题。因为法轮功是“性命双修”功法，强调除了炼五套功法外，还必须“修心性”。而要如何才能修好自己，提高心性呢？那就必须学法。《转法轮》即是指导学员如何修炼的最主要一本书。但是当时他们仅有一本《转法轮》、一本《中国法轮功（修订本）》以及一套李老师在济南讲法的录音带，学员们轮流传阅的速度实在过于缓慢。眼看着新加入的学员无法深入了解、真正修炼，他们夫妇俩内心不免着急。于是他们写信向大陆学员求助。
恰巧，原上海法轮大法辅导站站长聂淑文随先生来高雄定居，在北京研究会的联络下，聂淑文带来了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影带，并协助郑文煌夫妇在家中成立“九天学法炼功班”。
所谓“九天学法炼功班”，是开始学习法轮大法最完整的一种方式。在九天中，每天观看一卷李洪志老师在大陆讲法的录影带，九天共九卷，看完影带后再由学员教授五套功法，每天课程约两至三个小时。
一九九六年一月，尽管《转法轮》一书当时在大陆各省奇缺，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还是寄了一百本《转法轮》到台湾。这样一来，大家就不用在轮流借阅中枯等。
郑文煌家里的客厅成了九天班的地点，他们夫妻俩又十分体贴，任何时段、不管人数多寡都配合学功人的便利时间开班。郑惠文回忆，“当时家里好像是道场，人来人往，经常都是满的，从客厅一直坐到饭厅、坐到房间门口。”
原本个性内向的何来琴，招呼着陌生的人，教功、讲解，看在女儿郑惠文眼中，极少接触社会的母亲，已从一个怯于面对大众，脱胎成为一个有“自信”的人。郑惠文认为母亲的那份自信起源于“她在做一件对的事情，对人有益的事情”。郑惠文解释道：“那是一个‘善念’，她觉得：‘因为我自身受益了，我就要把这样的东西传递给别人。’”
而父亲郑文煌呢？除了脾气从暴躁转为平和之外，更看淡了物质、名望与金钱利益。生意上要不回来的债务，就慨然将那些支票、本票全都撕掉。由于法轮功强调义务教功，即便是九天学法炼功班，一样是免费的。曾有人学炼后，身体疾病全消，感恩之际，拿来了一叠的“酬谢金”，即便当时郑文煌的经济条件并不很好，他仍然遵照李老师的要求而坚持拒收。
眼看着严父变慈父，原本一年到头几乎都躺卧病榻的母亲变得生龙活虎，家里气氛融洽，充满了欢笑，郑惠文与哥哥、弟弟也因此相继修炼法轮功。
南传桃园
当时就读大学夜间部的郑惠文经常把妈妈的故事告诉别人，几乎是逢人就讲，包包里还放着她自己设计的法轮功简介，许多高中同学、专科同学、大学同学以及老师，也因而相约到她家里学炼、上九天法轮功学习班。
后来郑惠文去了一家公司工读，依然有机会就讲妈妈的故事，同事、主管不少人也参加了九天班，其中包括一位患有严重坐骨神经疾病的同事刘皇影。
一九九六年，三十四岁的刘皇影，走到人生谷底。每日拖着疲惫的身躯下班，夜里躺在床上，任何一个翻身、移动，就迎来彻骨的疼痛。那时的他，每走十步必须蹲下休息，才能再走。
在病征初显时，刘皇影上医院检查，照了X光与核磁共振，结果是坐骨神经痛，脊椎第五节的腰椎盘突出并旋转。医生建议开刀，但成功率仅百分之五十。面对失败就可能终身瘫痪得坐轮椅的风险，让刘皇影怯于手术之途。
之后，历经两年多“散家产”式的求医经历，刘皇影形容自己当时急病乱投医，却只带给自己更多的失望。“我大哥说高雄有一个针灸多厉害，二话不说，机票买了就飞下去了。”找中医、试过民俗疗法，也在弟弟的介绍下向一位气功师学功，“一套功法，每人需付一万元，外加吃药，而药费每月要三万元。”学了一年多却收效甚微。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是刘皇影此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是他的生日，也是他去上九天班的第一天。后来他一口气连上了五次“九天班”，他说不是没听懂讲法内容，而是倍感珍贵，“知道这个是好东西！”
在第三次上九天班的某一天，负责营建水电工程的刘皇影在工地接到一通电话，他急忙的跑去处理，当跑上楼梯的转折时，他突然意识到：“唉唷，我怎么会跑了！”学功大约两三个月后，久治不愈的他已经大致康复了。
这样的经历也带动了他的妻子、兄弟姊妹跟着一起炼功。
一九九六年三月，刘皇影举家搬到桃园，并建立了桃园第一个炼功点，也开办了“九天班”，桃园、新竹许多人都是从他这里学炼了法轮功的。（未完待续）
文章转载自大纪元
